1449-王振本是失意人
luyued 发布于 2011-02-26 23:46 浏览 N 次
土木堡之变最直接的罪魁祸首,公认为王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立在宫门禁止宦官干政的铁牌,巍然屹立几十年,无人敢轻易冒犯,王振却敢大胆毁去。由此可见王振在英宗一朝气焰之嚣张。
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王振年轻的时候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既没有中过举人,也没有考中进士,甚至连秀才都不是。心灰意懒之下,他到某县任教官教书,但却依旧失意而贫困,史称“九年无功”(清查继佐《宦寺列传·王振》)。愤懑之下,王振做了一些违法的事,因犯罪而被充军。刚好这时候明成祖朱棣想招一批有学问的老师教授宫内妇女识字,这对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这其中尚有一个难处,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选择了前程,将永远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这对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经过短暂的犹豫后,王振还是选择了净身入宫,在他人生的赌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宫的本意,还不仅仅是摆脱经济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军的难堪,他更希望就此能接近朝廷的政治权力中心,有所作为。对于博学的王振而言,他通晓古今,自然知道历朝历代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虽然,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变么?可以说,从一开始入宫,王振就抱有极大的野心。
王振在永乐一朝的行为,已经不可考,但是很显然,在成祖朱棣这样的英主下,王振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尽管因为他的博学多识,已经成为众多宦官中的佼佼者。完全可以想象,在深宫中与世隔绝的日子中,王振时常独自品尝着比充军更大的失意,难免不会后悔当初自宫的行为。
机会一直到宣宗朱瞻基时才逐渐显露。宣宗朱瞻基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他以前本来就是个书生,通文墨晓古今,已经有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内书堂宦官中的佼佼者,宫中都称呼他为“王先生”。宣宗朱瞻基很喜欢王振的文人气质,任命他为东宫局郎,服侍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祁镇。朱祁镇此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博学的王振因而成为朱祁镇的启蒙老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振开始对朱祁镇具有很强的个人影响力和支配力。这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后来在朱祁镇当上皇帝后,开始表现在对明朝国政的影响上。
王振是少见的文人型太监。朱祁镇从王振那里听说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因此非常尊敬王振,甚至有些害怕,尊称他为“先生”。这亲切的称呼直到朱祁镇后来当上了皇帝也没有更改过。而王振与朱祁镇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师生那么简单。朱祁镇越来越离不开王振,并不是因为王振手段有多高明。人与人之间,常常有所谓的缘分。从后来朱祁镇对王振无以伦比的恩宠来看,更多的应该用投缘来解释。
王振在朱祁镇心目中地位愈来愈高。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朱瞻基病死,九岁的太子朱祁镇登基为明英宗。八个月后,英宗朱祁镇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礼监。这个职位是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高的,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及秉笔、随堂太监等名额。提督太监统仪礼刑名,兼督东厂。掌印太监统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为辅,并统领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等事。凡有政事,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办法,上达皇帝,要由太监批朱,又称“批红”。这种制度给宦官弄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至此,王振不仅得到了钱财和名誉,而且无限的权势和地位都近在眼前。蛰伏多年的雄心壮志开始蠢蠢欲动了,只是,王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不是当年失意却胸怀大志的书生。他在宫禁多年,足不出户,习惯与宦官为伍。他的所谓政治才干,在明眼人的眼中,不过是逞显技能,玩弄阴谋。然而,一个多年来怀有雄心的宦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一旦得到了机会,一定会不择手段的追逐最大的权力。
王振掌管了司礼监后,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英宗朱祁镇以重典治理,更是利用到英宗的宠信,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的方式,开始控制朝廷。为了一试自己的权力,王振命人在京师朝阳门外筑起一座将台,请英宗朱祁镇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在那里进行。名义上是阅武,其实是王振想收取兵权,好用来抵制文臣。不久后,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因英宗朱祁镇年纪尚幼,荒嬉无度,一切机要朝政都被王振所把握,“持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又“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坊,侵略民利,不输国课”。可以说,明朝的宦官专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场。
王振还觉得威权不足,拿一些大臣开刀,借以树立他在朝廷中的威信。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公然讨王振的好,称呼他为“翁父”。一时间,王振的权力可谓顶了天了。四朝元老英国公张辅因看不惯王振的所作所为,也被王振罗织罪名,受廷杖之刑。
此时,内阁由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执政。王振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深得太皇太后信任,自己一时难以动摇,因此表面上对三杨毕恭毕敬,还经常演一番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好戏。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太监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旁边,便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对英宗朱祁镇说:“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使江山社稷怎么办?”三杨没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戏,反而由此对王振大加赞赏。后来,王振再来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地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
三杨被王振蒙蔽,在深宫颐养天年的太皇太后却对王振的干预朝政有所闻。她听说英国公张辅被廷杖,急忙派人去阻止,却已经来不及。太皇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将王振宣进来,当着英宗和众大臣的面,怒斥道:“你不过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监,却做了这么不法的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死!”宫中女官立即将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倒在地上。英宗朱祁镇见自己最亲信的宦官要被斩杀,连忙匍匐地上,替王振求情。其他大臣见皇帝都跪下了,只好也跟着跪下求情。太皇太后这才说:“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
经此一事后,王振大为收敛。但由于票拟的制度使然,王振干预国事还是免不了的,只不过由于有太皇太后在,不敢为非作歹而已。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太皇太后精明谨慎,她在死之前,本来已经预见王振将要揽政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地除掉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更加无所顾忌。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将当年朱元璋立在宫门的铁牌销毁。这就是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字的铁牌,这条祖训对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朝野上下对太祖所立铁牌被毁之事一片哗然,但却只是敢怒不敢言。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新立钱氏为皇后不久,开始亲自上朝听政,却依旧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对王振的行为听之任之。
一些大臣见到王振权势日重,争相讨好攀附。当时内外大臣公侯贵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书徐晞等谒见王振都是望风跪拜。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留意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胡须啊?”王佑不加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这一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于是收下王佑做干儿子,并立即提拔王佑为工部侍郎。
不过也有少数大臣不肯屈服于王振的权势。王振初得势的时候,问三杨道:“吾乡谁可为京卿者?”本意是想提拔他的同乡为京卿。三杨当时受制于王振,但明白王振的用意,于是推荐了王振的同乡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薛瑄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杨士奇要他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于公朝,谢恩于私室是我所不为之事。”断然拒绝。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颇为惊讶。“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王振主动跟薛瑄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王振遂怀恨在心。
后来,北京有位指挥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见其妾岳氏貌美,想据为己有,但这个指挥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结果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诬告薛瑄受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极为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到临刑时,薛瑄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连王振家中一名知道真相的老仆人也站出来为薛瑄申辩。王振见众怒难犯,才免去薛瑄的死罪,但仍罢官削职,放回乡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详细记载了这件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振有老仆者,山西人也,泣於下,振怪问之,曰:‘闻薛夫子(指薛瑄)将刑,故泣耳。’振问:‘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乡人也。’具言其平生状。振惘然,立传旨戍边,寻放还家。”直到王振死后,薛瑄才重新被起复,后来一直做到礼部侍郎,并一度以翰林学士入阁。
如同历朝历代宫廷政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一名突然发迹的宦官迟早会把皇帝的权力当作自己的权力来利用。王振当时权势熏天,在京城东造豪华府第,大兴土木。
为了排除异己,对不趋迎奉承他的大臣则实行残酷打击。正统八年(1443年),炸雷击坏奉天殿鸱吻,英宗因遭此天灾,按惯例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侍讲刘球应诏上言陈得失,写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提出任大臣、罢营作、停麓川之役等十事,多切中时弊,但因为语刺王振,激怒了王振,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
这时,正逢编修官董磷因要求任太常卿而被王振关进狱中,王振便想通过董鳞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严刑拷打董磷,逼迫他承认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董磷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将刘球的尸体支解。
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再敢上疏言事。锦衣卫卒王永心对王振的暴横心怀不平,书写他们的罪行,贴布于大街上,被侦缉者所捕,刑部竟用“妖言论斩”判处王永心死刑,用残酷的磔刑(肢解身体)处死。
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王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长安门外,或下狱监禁,或被贬官夺俸。就连皇亲国戚,王振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顺德公主,因事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吕宝。被王振知道后,说石璟贱视宦官同类,找个由头,将石璟逮捕入狱。事见《明史·卷十·英宗前纪》。其他内外官员,时常被王振党欺压。王振专权愈甚,明朝大臣,无人敢与论争。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有深宫中的英宗朱祁镇浑然不觉,对王振更加信任。
至此,当年的失意文人终于完全实现了他对权势的梦想。只是,权势到了他的手中,已经不是当年儒生的理想,不是治天下,而成了乱天下。最直接的后果是,他不但连累堂堂帝国皇帝明英宗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本人也直接死在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中。
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王振年轻的时候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既没有中过举人,也没有考中进士,甚至连秀才都不是。心灰意懒之下,他到某县任教官教书,但却依旧失意而贫困,史称“九年无功”(清查继佐《宦寺列传·王振》)。愤懑之下,王振做了一些违法的事,因犯罪而被充军。刚好这时候明成祖朱棣想招一批有学问的老师教授宫内妇女识字,这对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这其中尚有一个难处,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选择了前程,将永远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这对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经过短暂的犹豫后,王振还是选择了净身入宫,在他人生的赌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宫的本意,还不仅仅是摆脱经济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军的难堪,他更希望就此能接近朝廷的政治权力中心,有所作为。对于博学的王振而言,他通晓古今,自然知道历朝历代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虽然,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变么?可以说,从一开始入宫,王振就抱有极大的野心。
王振在永乐一朝的行为,已经不可考,但是很显然,在成祖朱棣这样的英主下,王振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尽管因为他的博学多识,已经成为众多宦官中的佼佼者。完全可以想象,在深宫中与世隔绝的日子中,王振时常独自品尝着比充军更大的失意,难免不会后悔当初自宫的行为。
机会一直到宣宗朱瞻基时才逐渐显露。宣宗朱瞻基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他以前本来就是个书生,通文墨晓古今,已经有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内书堂宦官中的佼佼者,宫中都称呼他为“王先生”。宣宗朱瞻基很喜欢王振的文人气质,任命他为东宫局郎,服侍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祁镇。朱祁镇此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博学的王振因而成为朱祁镇的启蒙老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王振开始对朱祁镇具有很强的个人影响力和支配力。这种影响力和支配力,后来在朱祁镇当上皇帝后,开始表现在对明朝国政的影响上。
王振是少见的文人型太监。朱祁镇从王振那里听说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因此非常尊敬王振,甚至有些害怕,尊称他为“先生”。这亲切的称呼直到朱祁镇后来当上了皇帝也没有更改过。而王振与朱祁镇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师生那么简单。朱祁镇越来越离不开王振,并不是因为王振手段有多高明。人与人之间,常常有所谓的缘分。从后来朱祁镇对王振无以伦比的恩宠来看,更多的应该用投缘来解释。
王振在朱祁镇心目中地位愈来愈高。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朱瞻基病死,九岁的太子朱祁镇登基为明英宗。八个月后,英宗朱祁镇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礼监。这个职位是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高的,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及秉笔、随堂太监等名额。提督太监统仪礼刑名,兼督东厂。掌印太监统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太监为辅,并统领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等事。凡有政事,先由内阁大学士票拟办法,上达皇帝,要由太监批朱,又称“批红”。这种制度给宦官弄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至此,王振不仅得到了钱财和名誉,而且无限的权势和地位都近在眼前。蛰伏多年的雄心壮志开始蠢蠢欲动了,只是,王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不是当年失意却胸怀大志的书生。他在宫禁多年,足不出户,习惯与宦官为伍。他的所谓政治才干,在明眼人的眼中,不过是逞显技能,玩弄阴谋。然而,一个多年来怀有雄心的宦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一旦得到了机会,一定会不择手段的追逐最大的权力。
王振掌管了司礼监后,以防备大臣罔上为由,劝英宗朱祁镇以重典治理,更是利用到英宗的宠信,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的方式,开始控制朝廷。为了一试自己的权力,王振命人在京师朝阳门外筑起一座将台,请英宗朱祁镇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在那里进行。名义上是阅武,其实是王振想收取兵权,好用来抵制文臣。不久后,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因英宗朱祁镇年纪尚幼,荒嬉无度,一切机要朝政都被王振所把握,“持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又“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坊,侵略民利,不输国课”。可以说,明朝的宦官专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场。
王振还觉得威权不足,拿一些大臣开刀,借以树立他在朝廷中的威信。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公然讨王振的好,称呼他为“翁父”。一时间,王振的权力可谓顶了天了。四朝元老英国公张辅因看不惯王振的所作所为,也被王振罗织罪名,受廷杖之刑。
此时,内阁由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执政。王振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深得太皇太后信任,自己一时难以动摇,因此表面上对三杨毕恭毕敬,还经常演一番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好戏。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太监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旁边,便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对英宗朱祁镇说:“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使江山社稷怎么办?”三杨没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戏,反而由此对王振大加赞赏。后来,王振再来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地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
三杨被王振蒙蔽,在深宫颐养天年的太皇太后却对王振的干预朝政有所闻。她听说英国公张辅被廷杖,急忙派人去阻止,却已经来不及。太皇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将王振宣进来,当着英宗和众大臣的面,怒斥道:“你不过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监,却做了这么不法的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死!”宫中女官立即将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倒在地上。英宗朱祁镇见自己最亲信的宦官要被斩杀,连忙匍匐地上,替王振求情。其他大臣见皇帝都跪下了,只好也跟着跪下求情。太皇太后这才说:“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
经此一事后,王振大为收敛。但由于票拟的制度使然,王振干预国事还是免不了的,只不过由于有太皇太后在,不敢为非作歹而已。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太皇太后精明谨慎,她在死之前,本来已经预见王振将要揽政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地除掉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更加无所顾忌。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将当年朱元璋立在宫门的铁牌销毁。这就是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字的铁牌,这条祖训对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朝野上下对太祖所立铁牌被毁之事一片哗然,但却只是敢怒不敢言。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新立钱氏为皇后不久,开始亲自上朝听政,却依旧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对王振的行为听之任之。
一些大臣见到王振权势日重,争相讨好攀附。当时内外大臣公侯贵戚多叫王振作“翁父”,兵部尚书徐晞等谒见王振都是望风跪拜。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留意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胡须啊?”王佑不加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这一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于是收下王佑做干儿子,并立即提拔王佑为工部侍郎。
不过也有少数大臣不肯屈服于王振的权势。王振初得势的时候,问三杨道:“吾乡谁可为京卿者?”本意是想提拔他的同乡为京卿。三杨当时受制于王振,但明白王振的用意,于是推荐了王振的同乡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薛瑄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杨士奇要他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于公朝,谢恩于私室是我所不为之事。”断然拒绝。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颇为惊讶。“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王振主动跟薛瑄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王振遂怀恨在心。
后来,北京有位指挥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见其妾岳氏貌美,想据为己有,但这个指挥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结果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诬告薛瑄受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极为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到临刑时,薛瑄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连王振家中一名知道真相的老仆人也站出来为薛瑄申辩。王振见众怒难犯,才免去薛瑄的死罪,但仍罢官削职,放回乡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详细记载了这件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振有老仆者,山西人也,泣於下,振怪问之,曰:‘闻薛夫子(指薛瑄)将刑,故泣耳。’振问:‘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乡人也。’具言其平生状。振惘然,立传旨戍边,寻放还家。”直到王振死后,薛瑄才重新被起复,后来一直做到礼部侍郎,并一度以翰林学士入阁。
如同历朝历代宫廷政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一名突然发迹的宦官迟早会把皇帝的权力当作自己的权力来利用。王振当时权势熏天,在京城东造豪华府第,大兴土木。
为了排除异己,对不趋迎奉承他的大臣则实行残酷打击。正统八年(1443年),炸雷击坏奉天殿鸱吻,英宗因遭此天灾,按惯例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侍讲刘球应诏上言陈得失,写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提出任大臣、罢营作、停麓川之役等十事,多切中时弊,但因为语刺王振,激怒了王振,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
这时,正逢编修官董磷因要求任太常卿而被王振关进狱中,王振便想通过董鳞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锦衣卫指挥马顺严刑拷打董磷,逼迫他承认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董磷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将刘球的尸体支解。
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再敢上疏言事。锦衣卫卒王永心对王振的暴横心怀不平,书写他们的罪行,贴布于大街上,被侦缉者所捕,刑部竟用“妖言论斩”判处王永心死刑,用残酷的磔刑(肢解身体)处死。
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王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长安门外,或下狱监禁,或被贬官夺俸。就连皇亲国戚,王振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顺德公主,因事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吕宝。被王振知道后,说石璟贱视宦官同类,找个由头,将石璟逮捕入狱。事见《明史·卷十·英宗前纪》。其他内外官员,时常被王振党欺压。王振专权愈甚,明朝大臣,无人敢与论争。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有深宫中的英宗朱祁镇浑然不觉,对王振更加信任。
至此,当年的失意文人终于完全实现了他对权势的梦想。只是,权势到了他的手中,已经不是当年儒生的理想,不是治天下,而成了乱天下。最直接的后果是,他不但连累堂堂帝国皇帝明英宗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本人也直接死在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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