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

明朝之前的状元殿试卷

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其倡导人号称“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台阁重臣”，故称其诗为“台阁体”。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颂德向皇帝拍马屁的内容，毫无创新，毫无生气，比宋代的“西昆体”影响更坏。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台阁体大体与这样的几种因素相关联：一是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二是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三是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杨士奇的“太平宰相风度”）。他们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适性情”的功能，内容上要“歌颂圣德，施之诏诰典册以申命行事”（王直为杨荣《文敏集》所作《序》），在表达一己的感情时，要“适性情之正”，抒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杨荣《省愆集序》）。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如董其昌所说：“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重刻王文庄公集序》）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得很。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如果按照这一方向走下去，无疑会把文学引向绝境。
但台阁体发展到后期，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江南地区出身的馆阁大臣徐有贞、王鏊的诗歌，所表现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杨”来得复杂一些。被称为荼陵诗派领袖的李东阳（1447—1516），在成化、弘治年间以台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其诗风大致仍在台阁体的范围。但他论诗，一是强调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视诗歌语言的艺术。在其《怀麓堂诗话》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诗歌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方面的问题。这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的议论，实际上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却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也表现了对宋诗的不满。

所以，后来李梦阳等人对于他既有严厉的批评，同时却也继承了他的某些观点。

清末状元刘春霖的小楷

馆阁体，在明代称为台阁体，清代称为馆阁体。它属于官方使用的书体，特指楷书而言。在科举试场上，必须使用这种书体，它强调楷书的共性，即规范、美观、整洁、大方，并不强调如今所谓的个性。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把书法当作艺术看待，而是把她认定为是文化。现在能看到的故宫、颐和园里的字迹，多数都是馆阁体，只是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了。至于清人写的小楷，基本都属于馆阁体一类，但也不尽然。如清末状元刘春霖的小楷，则更偏重唐人小楷的风格，但受时代的局限，也仍有馆阁体的风貌。馆阁体作为官方使用的一种书体，强调共性，强调规范。从书法的大前提看，她必须具备共性和个性的双重美，因此单从欣赏美的角度看，馆阁体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弊病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因此常常流于俗。馆阁体是以欧、赵两种风格渐渐演变而形成的，因为欧与赵实在是太强大了，历代统治者都视此为正宗，遂成学书必经之路。又是为了规范，而削减了欧、赵的个性。我们今天看到报刊上的楷体字，也属于官方使用的书体，很近似馆阁体。如果想看这种书体，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就是最好的例证。该卷现存放于山东青州博物馆，目前市面亦有其复制品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