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城这个市场有两个特点：一是城市虽小，而集散的物资数量大；二是商号的家数不多，而交易额却超过较大的城市很高。在清代因为僻处塞外，现银缺少，一般商号假如没有钱铺的支持与过拨转帐，单凭现有资金是很难周转的，因而钱庄对于归化城市面的金融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清代雍正时期归化城就有了钱铺的开设，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又有了帐庄、银号、票号的出现，辛亥革命后又有了银行的兴办，但这一时期总的来说还是以钱庄“主打天下”。晚清到民国归化城号称有八大钱庄，分别为日升元、裕盛厚、聚义恒、聚义昌、双兴厚、天亨永、成记、义丰祥。排在首位的是山西代县人开的日升元钱庄。

再早，山西省代县城内炭市街的财主周绍文来归绥开了恒吉昌钱庄，周绍文娶的也是代县人但后来是绥远省建设厅长冯曦、冯子和的侄女，再后来他当上了毕克齐税卡的卡长，因而一段时间的周绍文在塞外经济界可以说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可他创办的恒吉昌经营的并不很好，没几年就歇业倒闭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山西省代县的商人在外蒙古库伦开设了日升光钱庄，因外蒙古独立后与内地的贸易中断而倒闭，财东与柜伙们流落在张家口、归绥、代县等地以待东山再起，开辟新的财路，这时候正值恒吉昌钱庄停业，这伙人一合计，便收揽了这个烂摊子，集股金白洋四万元开设了日升元钱庄。原来日升光的财东代县中解张家寨村的张骏和其子张华卿出资两万元，其余半数由原日升光的财东们，如山西代县韩曲村的兰世金、山西代县中解冯街村的谢易、口子村的刘廷敏、正街村的刘玉初、刘瑗等筹集，以三元堂的名义买下棋盘街的一百多间房舍供新开张的日升元钱庄占用。三元堂的大院中除了日升元钱庄外，还有王靖国七十师的军官们开的仁发公银号、垦业银号、浚兴昌土店等等，这就为日升元钱庄结交官场、开展业务提供了便利。

日升元钱庄的从业人员供有三十来名，以顶生意的多少来确定其在商号中的地位，正经理冯子明顶着十厘生意，二掌柜张正中（代县人）顶着九厘，柜伙聂玉（代县人）顶着五厘，张金惠（代县人）顶着五厘，安增（代县人）顶着四厘半，程道信（祈县人）顶着四厘半，芦旺（归绥人）顶着三厘半、王道基（代县人）顶着三厘，武桐（代县人）顶着二厘，田治基（代县人）顶着一厘半生意。除顶生意外，记帐的、跑街的，如马文秀、郝峥嵘、吕心政、赵思贤等和小伙计也都是山西人，就连做饭的大师傅李仁也是代县人，这是日升元钱庄的一大特点。不仅如此，就是来往的客户中也以山西代县人为主：绥包一带的代县商人，官绅、工匠、脚户们往家中寄钱都找日升元钱庄；归化城的绒毛店进出货物时付款或收款也通过日升元，而这些绒毛店中万盛合的掌柜是日升元柜伙、代县人任荣之的堂兄任宝，通升祥的掌柜是日升元柜伙、代县人王道基之兄王守诚，天和恒的经理王作宾也是代县人；与之来往的各大粮店：大东五十家街的大德店掌柜是晋南人，源丰店则是山西督军闫锡山投资开设的；裕源店掌柜也是代县人；城里的面铺，如大召前的福德昌掌柜刘佐业是代县人，小西街的福和魁、通顺街的天裕恒面铺掌柜王廉、郎禁也都是代县人。这些商号在开展业务时都要通过日升元收支，就连小北街广兴昌杂货铺、大东街德盛祥杂货铺，牛桥街的德顺恒、玉和隆杂货铺、南茶坊的三和泰杂货铺等等都经过日升元支款收款，再有三元堂的联号，位于通顺街日升当的大、二、三掌柜也都是代县人。可以说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掌控着归化城经济命脉的是代县人，而且当年在归化城的代县商人也特别多，现如今旧城西河沿新华大桥以南到太平街以北扎达盖河西侧的诺大一片地皮，夕日叫“代州坟茔”，埋的全是代县商人的遗骨，可见代县人当年在归化城的势力有多大。

日升元钱庄有着较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初入柜的伙计有三年的学徒期，这三年打扫房院、扛送洋钱、侍候掌柜、斟茶倒水、提拿烟带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且不拿工钱，柜上则每年馈赠十五元洋钱作为生活补贴，三年后放假回家住四个月，回家时柜上给每人买一身新缎背绉衣服、两包生烟、一匹火纸（吸水烟时代替火柴用），并报销往返路费；学徒期间表现不好时可以解雇，但必须到来年的正月十五吃了元宵以后才可以，因而人们又俗称元宵为：“滚蛋元宵”。休息四个月后返柜另行分配工作，有当记帐先生，有跑街、也有掌握钱庄的生活与业务的。其他顶生意、记帐、跑街是每两年可以回家休息四个月，这个制度执行的很严格，日升元的王道基、芦旺、陈茂都是柜上的老人，且家就在本市，也只能白天借着跑街的便当回家看看，两年内绝不允许晚间回家过夜，学徒伙计们休息完回来以后，柜上要花钱请到“烧麦馆子”吃顿好饭以示“接风”。

日升元掌柜们回家则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权，年年都行，时间也由自己掌握，临行时商号还要摆酒席送行，回来也是酒席接风，一路上还得专人陪送，并携带大量的红锡包之类的香烟及回家后请客送礼的款项，回来后一一都在柜上报销。平时，掌柜们喝小叶茶、柜伙们则是千两，掌柜们在房子里吃小灶饭，且顿顿有酒、有炒菜，其他人都到大伙房吃大锅饭。掌柜们除了每天的正常金融汇兑业务外，还要接交官员、贵客，绥远省的军政要员都是这里的常客，就连绥远省建设厅长冯曦的太太（代县人）也经常让下人老娄赶上轿车从新城来日升元玩麻将，玩时不带现银，赢为上，输为下，每次分上下由柜上记帐，年终一并结算，但每次打牌柜上都要抽“中钱”，这些“中钱”由柜上统一掌握，等钱庄来了贵客由掌柜们陪着到平康里逛“窑子”，所花的款项即从“中钱”里支出，柜伙们也可以到窑子里打茶围、玩窑姐，但绝不准夜不归宿。掌柜们每年还有额外的特费，以供交官接客时的应酬费用，按顶生意的多少，每顶一厘生意，每年可加二十元的特费。

日寇侵占归绥后，统一接管了绥包、大同、张垣一带的私人钱庄、票号，成立了“同和实业银行”，到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归绥市政府下令：允许恢复旧的钱庄、票号，但日升元原来的四万股金早已散尽，财东们也无力东山再起，有位叫张彩的代县商人联系了代县的郎经轩，二人筹集了一部分资金，请出了在家闲住的老掌柜冯子明重新打起了日升元旗号，在国民政权中风雨飘摇了几年，终随着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于解放前宣告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