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易三辉 成一代宗师

——记易坛领袖张志春老师

编者按：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易学文化的应用实践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少长期只研究易学理论而排斥应用实践的“象牙塔”尖上的大学教授和社会上层文人，绝大多数均改变了排斥“术数”的偏见，起码在较大程度上已承认“术数”的应用价值，承认“易理”和“数术”均是易学文化的组成部份。这一易学研究大好局面的到来，无疑与张志春老师长期坚持“学术并重”的思想和做法，以及他长期在易界说合、推动这一思想密不可分。同时，张志春老师在易学理论与应用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地位，以及在易界的影响力，早已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为易界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本刊组织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对个人的歌功颂德，而是通过综述张志春老师令人感动的事迹，或许对纯洁易学队伍，端正易学发展方向，使易学文化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有较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自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周易》的完整体系已全面建立。至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使《周易》成为群经之首，成为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长期以来，《周易》一直被认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大道之源。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冲击，“把婴儿和脏水一齐泼出去了”，加上几十年的战乱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包括《周易》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周易文化热”逐渐引发了国内的“周易文化热”，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周易》文化经过近几十年的“冷冻”后，从复苏走上高潮的黄金时期。这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易》文化的理论研究公开进行，对周易理论的研究开始升温；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周易》应用研究蓬勃发展，对《周易》应用研究的坚冰开始打破；三是进入本世纪后，全国易学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易学队伍迅速扩大，以2004年9月“风水论坛开进人民大会堂”为标志，易学事业出现一派喜人的景象。

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几个处在核心位置，对易学文化事业起着中流砥柱作用的领袖人物，特别受人嘱目。他们是唐明邦、张志春、张岱年、朱伯昆、刘大钧、邵伟华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1984年，唐明邦教授与萧萐父教授，毅然冲破重重阻力，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尔后首次成立了“中国周易研究会”，唐老亲自担任会长，在当代易学事业发展中，唐老可谓功不可没。1996年，“中国周易学会”正式成立，山东大学的刘大钧教授出任会长，为我国易学文化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04年“国际易学联合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朱伯昆教授出任会长，为易学事业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九十年代前后，周易应用方面由邵伟华老师充当旗手，一时间，“邵伟华热”席卷华夏大地。如果说，邵伟华老师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张志春老师就是一个栽树、养树、护树的辛勤园丁。1990年6月，时任花山文艺出版社编审的张志春老师，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亲任责编，出版了邵伟华老师的专著《周易与预测学》。该书的出版，打破了周易应用研究的禁区，使邵伟华“这棵参天大树”脱颖而出。正是由此开始，张志春老师从文、史转入易学研究。近二十年来，张老师不仅在易学研究上硕果累累，而且在端正易学发展方向等多方面，对易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上述易界领袖中，如果说唐明邦、张岱年、朱伯昆、刘大钧等人是高等学府中易学理论研究的权威，他们长期研究《周易》哲理，有重要的理论建树，同时也承认、支持易学应用实践的研究；邵伟华老师是《周易》应用实践的权威、旗手；那么，张志春老师则既是易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又是易学应用实践的专家，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还是裁判员。“学术并重、扬弃结合、德易同修”已形成易界公认的“张志春易学思想”。

放眼易界，象张志春老师这样有学有术，文史易三栖，崇德广业，在易界有重要影响力，身系易学风云者，无人能出其右！因此，总结、回顾一下张志春老师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当代易学事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对易界同仁如何去修心养性，或许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沐尧舜之灵气，成文史易三栖之星

张志春老师，笔名碧波、东方碧珠、东君、慈圣。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我儿时起，山顶上就有两幢石碑，一个叫唐尧庙碑，一个叫舜禹殿碑，是元代大德元年和延祐四年先后重建的。这两幢石碑每天早晨最早迎日出，每天最晚送走落日，远近几十里都可以看到它，它是尧山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的光荣和骄傲。我每次回故乡，几乎都要登到尧山之巅，围着两幢石碑转一圈，瞻仰凭吊一番唐尧、虞舜和夏禹的历史丰碑。”正是这好山好水的尧舜故里、燕赵故地，蕴育了易坛一代宗师。

如果说，在文化学术研究上作一划分，张志春老师是作家、史学家、易学家这样的三栖之星，那么，我们认为，张志春老师的经历从行业上还可作从教、从政、从文这样的划分。不论是文史易三栖，还是从教、从政、从文三栖，张志春老师的品学言行，都完全可以用“星”来形容。

1941年，张志春老师出生于河北隆尧，1960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5年毕业，先后在大学、党政机关、出版社工作。曾任天津师院外语系副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一处干部、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北省周易研究会会长。1998年被新加坡应用易经研究所聘为海外学术顾问；2001年被国际易经科学研究院聘为名誉院长兼高级资格评委会主任，2006年6月又被任命为“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兼“预测专家委员”；2003年被中国国情研究会聘为易学行业研究员；2004年被中国易学研究院聘为副院长；2005年5月被中华周易协会聘为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授予易学专家和现代奇门遁甲学术创始人的资质；2005年6月被聘为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风水专家委员；2005年8月被中国风水文化研究院聘为名誉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2006年1月被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评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易学名人”；2006年6月被国际易学联合会授予“全球100位易学推动力人物区域推动力突出奖”。

1958年，17岁的张老师在邢台一中读高中时就开始发表作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上北大时，又就读的是中文专业，这为他日后在文坛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创作进入高潮期。在《十月》、《长城》、《北京文学》、《河北文学》、《光明日报》、《文学报》、《河北日报》、《散文》、《散文百家》等全国性和省内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作品上百篇；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相逢在海滨》；长篇小说《她刚十九岁》、《武状元与女强盗》、《青春劫》；散文集《神州风采》以及《三栖集》等著作。

作为一个并非专业从事创作的作家来说，能有这么多高质量的作品问世，这本属异数，就是与专业作家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邢台学院中文系主任程精棉教授在评价张老师的文学创作时说：“张先生的创作，在艺术手法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和尝试。他的小说主要以现实主义表现为主，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写有意识流的作品。他根据所写的内容，有的侧重叙述，有的侧重描写，还有的完全是以散文的抒情格调来写小说。在创作主体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写法都有。特别是第二人称的创作《你踯躅在木棉树下》这篇小说，既采用第二人称，又采用抒情散文的笔法，受到行家的高度赞赏。显示了他小说创作的实绩。

张先生的散文创作更能显示他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深厚文学功底和深邃的哲理意蕴，体现出古朴凝重的美学追求。他是一个敏于观察、勤于思考的人，无论走到何处，都能透过客观事物的表象提炼出人生的哲理。”

河北著名散文作家、评论家奚学瑶在《解读张志春的散文》中写道：“当他一旦倾心投入时，便情溢书卷，悟透纸背，立意高远，隽永缱绻。其中，《不死的灵魂》、《顿悟悬空寺》、《从‘子不语怪力乱神’谈起》、《尧舜的后代》等文章堪称上乘佳作，纯正文字。文章是情性、素养、心境交汇之结晶，天时、地利、人和之最佳碰撞的火花，故为文者倘能于世留下数篇好文章，便足以告慰人生。

《顿悟悬空寺》是张志春的代表作品，曾入多种选本，常为人所称道。倘《不死的灵魂》是青春情怀，则此篇是中年肺腑，反映了他对人生与社会的成熟思考。作者不仅在思想上有所感悟，还进而从艺术上感悟悬空寺的‘虚实结合、空灵雅致’的魅力，阐释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的虚静空灵的意境之美。如此文思，使一般的观景揽胜之文，升华为人生感悟与学术思考，将美感与理念融汇在一起，没有文学修养，难以雕琢这等玲珑宝塔；仅有文学修养而无学术积淀，便只有优美文字而无形而上的深邃思考。所谓‘学者散文’、‘文化散文’之说，此篇可作一个范例。”

从上述两位教授对张志春老师作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张志春老师既有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的“金字招牌”，更有扎实的古汉语和文学功底。从他的作品中，几乎涵盖了文学作品的各种文体，如散文、诗歌、评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既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也有第三人称的写法，特别是有些作品采用了第二人称与抒情散文相结合的笔法，这在文学创作中无疑是一个高难度的表现手法。一个曾经是党政干部、大学教师、出版社副总编辑的作家，除要履行本职工作，领导好他所分管的各项行政工作外，写作基本上是靠业余时间来完成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种敬业爱业、刻苦耐劳的吃苦精神，没有一种对社会、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想象的！

张志春老师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收获极丰，在河北文坛乃至全国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在史学界也可以说是崭露头角。正如邢台学院中文系主任程精棉教授所说：“张先生的史学研究最突出的成就是对我国近代史上最早致力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著名学者、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王韬的研究。他详细考证了王韬的生平足迹、特殊的经历和遭遇，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高度赞扬王韬的开放意识和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高深学识，使今人能够较详尽地了解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乱世奇才在新闻业、翻译业和诗歌、散文、小说创作等多方面的成就。”

1988年，作为史学专著的《王韬年谱》正式脱稿，1994年11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1989年开始写作《乱世奇才王韬评传》，这些都标志着张志春老师的研究已从文学转向史学，既是作家又是史学家。由于多种原因，张志春老师在从事史学研究一段时间，并且有所建树的情况下，又突然转入对易学的研究。当然，其中的直接原因是他亲任责编，对邵伟华《周易与预测学》和蓝允恭《太极思维与预测》二书的编辑出版，其兴趣和精力已逐渐转移到易学研究上来。这一转变，不仅是张志春老师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也是易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转机，他为九十年代易学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是易学行业的生力军，是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易学应用热”的“助产师”。这一转变，也使他很快成为一代易学宗师、易坛领袖。

张志春老师的“两个三栖”，似乎告诉人们一个简单而复杂的人生课题，这可以借用文革时期的一句口头禅：“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正如张志春老师在其《三栖集》的“序”中所说：“一个人对于自己出生的时间、地点、家庭、父母是无法选择的，乃至幼儿、少年时期的家教也是无法选择的。但是成年之后，就时时处处充满了选择。概括而言之，起码有文化、政治、工作、婚姻四大选择，对人生至关重要。……由放弃所谓仕途行政工作，而转入个人喜爱的文学艺术这行业务工作，这是我的一大选择。第二大选择，就是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领域内，由文学而史学，尔后又转入易学（哲学），使自己呈现出一种文、史、哲三栖的状态。这却是始料不及的。这也说明，人生既有自我选择的一面，也有顺其自然的一面。”熟悉张老师的人都知道，他身材高大，温文尔雅，性情温和，思维缜密，做事稳重，曾经在行政方面担任过比较重要的职务，也曾经有步步高升的迹象。但他主动选择了放弃，转入文学创作与编辑工作。正当他文学、史学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又选择了放弃，转入哲学研究，这是他知天命之年逐渐掌握了人生规律使然。最终，他在易学理论研究和预测领域把生命的价值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二、研易理术并重，成现代奇门遁甲创始人

张志春老师自1990年编辑出版了邵伟华的《周易与预测学》和蓝允恭的《太极思维与预测》二书之后，逐步进入易学研究领域。

1993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编著的《未知之门邵伟华与周易预测索秘》，同月香港皇冠出版社出版了他与蔡敦祺合著的《预测大师邵伟华》，这二部学术性报告文学，集中反映了他对周易及其预测学的最初研究成果。《预测大师邵伟华》一书1994年12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国内版。《未知之门》一书1995年作家出版社又改名《易坛泰斗邵伟华传奇》再版一次。他编辑出版的邵伟华、蓝允恭的书和他自己写的上述二书，打破了周易应用研究的禁区，推动了整个易学研究的普及和深入。

从1994年以后，他在对易理研究的同时，集中精力研究历史上有“帝王之学”、“数术之王”称号、在传统文化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所谓“三式”之一的奇门遁甲，提出奇门遁甲来源于军事上排兵布阵的论断，破译了这种时空象数理预测思维模型的建构原理，并对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初步验证。他研究奇门遁甲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揭开诸葛亮借东风之谜》（发表在1995年第1期《神州传奇》杂志上），用古人创造的奇门格局验证了诸葛亮所谓借东风是假，用奇门遁甲的方法提前预测出长江上到那天那时会刮东南风是真。

1995年6月他在研究会内第一次举办了奇门遁甲研讨班，1996年6月他同学生杜新会一起到北京为“六·三”抢银行大案提供侦破方向和思路，使奇门的应用价值受到了国家人体科学小组办公室有关同志的重视和肯定。1997年他在安徽召开的一次周易与现代科技学术研讨会上作奇门遁甲专场学术报告，引起易学界的重视。1998年9月他在安阳召开的第九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又一次作奇门遁甲的专场学术报告，并由其学生杜新会进行现场预测表演，获得圆满成功，从而受到易学界一致好评。1999年4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编著的学术专著《神奇之门》，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他从思维科学入手，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研究奇门遁甲的成果。书一出版，被易学界誉为“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古为今用的最新成果”。2004年6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神奇之门》的修订版《神奇之门奇门遁甲大解谜》和他的新作《开悟之门提高奇门技能必读》。新作《开悟之门》的出版，标志着他在对奇门遁甲的研究上又上了一个台阶。

综观张志春老师的二本奇门专著，起码在下列几方面有其独特的值得称道之处：

一是坦诚公开。张老师将多年来对古代奇门遁甲研究的有用的心得体会、方法技巧、学术成果毫不保留地公开出来，这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二是化繁为简。二书用平白的语言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将古代奇门遁甲的神秘外衣，循序渐进地一层一层撕扯开来，使奇门遁甲由难变易，化繁为简，成为人人可以学会，一看就懂一用就灵的一门普及性的预测决策技术。正如沈阳空军易友贺云飞的评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与《神奇之门》出版前多少易学人士望“门”生叹、望“门”生畏的状况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易学文化特别是奇门遁甲的普及与推广，可谓功德无量。

三是简化了定局和起局的方法步骤，创造了纸上快速起局法。过去，学会超神、接气、置闰、定局起局通常要三年，现在仅心里默念一番即能定局，熟练些的人几分钟就能起好局。同时，张老师还把过去的遁甲式盘改为九宫格的方图起局，更符合现代人的认读习惯，很快做到一目了然。这为解放生产力、提高预测效率和准确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操作工具。

四是对奇门判断的内容与方法作出清晰明白的规范。奇门判断的内容、范围、事项、方法、应期、奇门元素的克应等，过去的奇门书籍都杂乱无章、藏头露尾，使学者有如大海捞针。张老师的二本书，系统明白地提出奇门用神多达64个、奇门格局的确定、奇门各元素的克应情况、奇门判断的根本思路如何、奇门预测的主要判断方法、奇门应期的确定等等，在书中都用平实的语言交待得详细明白。

五是两书都有大量的现代预测案例。可指引学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很快进入奇门预测神圣的殿堂。这在过去的奇门书籍中是很难找到的。没有案例只有理论，严格上来说，这门学问的操作方法就还没有完全公开，这也是过去人们不敢去学习奇门遁甲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张志春老师二书的出版，如果二书中没有那么多“好东西”无私地奉献出来，奇门遁甲学习者，似乎还在“漫漫长夜中”摸索。因此，国内外不少行家和大量的易学研究者与爱好者，都纷纷来信来电给张老师，高度赞扬张志春老师的无私品德、高深学问和精湛技术。中华周易协会于2005年5月还专门授予张志春老师“易学专家、现代奇门遁甲学术创始人”的资质。

张志春老师之所以在古典预测学最神秘的领域奇门遁甲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和成果，是与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主张传统文化的研究必须与现代哲学、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正确态度和做法分不开的。他提出易学研究的科学价值主要在思维科学，受到许多易学专家的认同。他从思维科学入手，对整个易学思维体系进行了去伪存真、剔除糟粕、保留精华的研究，提出易学思维中的科学性精华有六大论，这就是天人合一论、太极阴阳论、五行关系论、时空统一论、宇宙全息论、穷通分合论。这种概括，受到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明邦的赞赏，唐说“此种论述，颇有创见”。

六大论不仅第一次概括了易学思维中的科学性精华，而且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易学预测的理论依据。不仅止于此，张老师又通过易学预测与现代预测的比较研究等论述，进一步阐述了易学预测不同于现代预测的本质特征、途径和方法，揭开了易学预测的神秘面纱，使世人认识到易学预测的特殊价值，洗去了世俗社会加在易学预测头上的“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等等污垢，并通过大量实践向世人证明了易学预测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价值和作用。

三、易坛伯乐 辛勤园丁

为了弘扬易学文化，张志春老师不仅亲自筹备成立了河北省周易研究会，自己著书立说，而且还在易学界充当着伯乐和浇花育苗的园丁工作，扶植培养了大批易学研究人才，为许多易学研究新著的出版和易学杂志的创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由他策划、编审、或亲任责编、或亲自写序推荐的易学研究著作有：（1）邵伟华的《周易与预测学》、《周易预测学讲义》；（2）蓝允恭的《太极思维与预测》；（3）王正民的《六爻预测学》；（4）沈柏春的《梅花易数预测学》；（5）刘广斌的《奇门预测学》；（6）覃贤茂的《黄帝内经与运气的推算》、《实用运气推算》；（7）杜成娴的《易学大师邵康节》；（8）丛瑾滋的《易经形象预测学》；（9）杨景磐的《太乙通解》、《实用六壬预测学》；（10）郭耀宗的《四柱命理预测学》；（11）刘志良的《六爻预测新探》；（12）南凤魁的《南氏体相预测学》；（13）夏剑辉的《四维时空股票预测学》；（14）常秉义的《炒股奇招》；（15）黄友敬的《老子传真》；（16）潘鹤年的《周易与股市预测》；（17）李鑫的《最新实用万年历》；（18）张贵和的《中国异人传奇》；（19）王吉柱的《股市K线全息预测与操作》；（20）姚伊萍的《股市黄金策》；（21）凌谢冰的《中国八字学通论》；（22）杜新会的《奇门遁甲现代实例精解》；（23）李顺祥的《六爻玄机》、《四柱玄机》；（24）郭俊义的《易算应用学》；（25）徐伟刚的《大六壬揭秘与现代应用研究》、《袖里乾坤》；（26）凌志轩的《释易新探》、《四柱博观》；（27）杨维增、凌志轩的《中国哲学的魅力》；（28）石建和的《周易浅述》；（29）贾双萍的《六爻、梅花易卦例精解》；（30）贺云飞的《干支易象学》；（31）石建国的《奇门最新实例解析》；（32）练力华的《玄空住宅环境学》等。

另外，由他协助策划、编审、创办的大型国际性易学研究刊物还有二种：一是1998年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教授黄违洪创刊的《应用易学》，张志春老师任编委和学术顾问；二是2002年由国际易经科学研究院创办的《国际易经》，张志春老师担任名誉总编。这两种刊物都体现了他的主张，即将传统文化的研究与现代哲学、现代科学研究相结合，努力实现易学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

2004年6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张志春老师主编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文萃》一套九本。这九部学术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余年间中国大陆研究易学，特别是应用易学的新成果、新水平。

张志春老师不仅是一个独具慧眼的伯乐，通过亲自担任责编、撰写推广易学名家的专著、作序等多种方法，发现、培养和扶持了众多易学新秀，而且还是一个在易学领域亲自“传道授业”的辛勤园丁。

为推动易学文化不断向前健康发展，大量培养易学人才，张老师不怕辛劳、浇花育苗，设立了“抱犊寨研究基地”，常年举办奇门遁甲培训班。从1995年6月第一次举办奇门遁甲研讨班开始，至今已有10多年了，培养了大批易学人才。这些学员当中，人才辈出，许多人已成为易坛的参天大树，他们高超的奇门预测技术为许多单位和个人解决了疑难问题，对社会对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了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事主的赞扬。正如张老师自己在给石建国《奇门最新实例解析》一书的序中指出：“杜新会是1995年我在研究会内举办第一期奇门研讨班的学员，石建国是1996年我在研究会内举办第二期奇门研讨班的学员。如果说，杜新会是第一期学员中的佼佼者，那么，石建国无疑是第二期学员中的佼佼者。”十多年来，参加过张志春老师主讲的奇门遁甲面授班和函授班的学员，已达数千人，通过《神奇之门》、《开悟之门》的阅读而成为张志春老师间接的学员更不计其数，这为普及、推广奇门遁甲乃至易学文化事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邵伟华热”产生了数以万计的邵老师的学生是我国易学培训的第一次高峰，那么，张志春老师的易学培训无疑是第二次高峰。

综上所述，不管是伯乐还是园丁，张志春老师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人格力量和一代宗师的大家风范，在易学这块园地里默默耕耘，浇水培土，无私奉献！正如一位1948年参军的打过游击、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的老兵，同时又在195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单思良先生，在阅读了《神奇之门》后，满怀激情地写给张志春老师的信中说：“我之所以一看到您写的《神奇之门》，就毫不犹豫地购买，因为在前几年，我曾购买过您写的《未知之门》，读后，不仅在易学上深受教益，同时，也知道了您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那位名扬海内外、大名鼎鼎的‘易坛泰斗’邵伟华先生，假如不是您真诚相助，出版了他的《周易与预测学》，他的名字，也难说不被埋没；假如不是您写的《未知之门》一书问世，人们对邵伟华先生也不可能那么全面地透彻了解。这不仅是对邵先生的个人相助，更重要的是为我中华文化之源的《周易》鸣锣开道，令人敬佩至极。诚恳祝愿您在易学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四、心系易坛 把握易学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的研易热潮，各地易学组织纷纷建立，易学研究、易学应用人才不断涌现，出现了万马奔腾的喜人气象。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研易热潮背后潜伏的危机日益显现。这种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易学队伍良莠不齐。我国易学队伍从整体上来说是好的，但不可否认，易学队伍中确实存在着“害群之马”，或者夸夸其谈、骗人钱财、一派江湖习气；或者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或者死抱门户之见，排斥别门别派，固步自封；或者以“骂人”，特别是以骂“名人”以达“扬名”之目的。这是来自易学队伍本身、来自下面所潜伏的危机。二是来自社会主流意识、来自上面政策因素的尴尬局面。众所周知，我国的主流意识和政策层面对易学理论的研究是不排斥的，但对易学应用即“术数”这一部分在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完全否定和持批判态度的。改革开放以后，已有所松动，但到现在为止，也还是处在“不支持、不禁止、不宣传”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易学队伍大家都能洁身自爱，遵纪守法，尚能在社会领域中保留一席之地。但如果稍有差错，势必会引起小题大作，甚至出现全面否定术数的严重后果。

面对上述危机，我国易界不少代表人物均心怀忧患意识，对易界的发展状况给予高度关注，及时化解各种不利于易学发展的消极因素，以保证易学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在这些代表人物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唐明邦和张志春老师。两位易坛领袖不仅是本院的首席顾问或首席名誉院长，是本院的主要领导，更重要的是两位老师心系我国易坛，长期多方奔走，不计得失，鞠躬尽瘁，为我国易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如果说，唐明邦老师作为八十多岁高龄的中国周易研究会的创始人和会长，是我国易界最具影响力的第一代领袖，那么，张志春老师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第二代领袖。张志春老师凭借其人生经历中当过大学老师、当过官、当过作家和当过出版社领导的有利条件，在近二十年的易坛中，化解了不知多少鲜为人知的矛盾，协调了不知多少上下左右鲜为人知的各种关系，做了大量的以易坛健康发展为己任的琐碎而复杂的工作。这些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身作则。张志春老师胸怀博大，谨言慎行，不立门户，不划圈子，不拉山头，求同存异。二是排忧解难。易学人员中，不论是名家还是爱好者，有什么困难、麻烦，张志春老师知道后都尽量帮助其协调好上下左右的关系，帮助其解决困难。三是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层面的变化，不断提醒易界人士及时调整思路和做法。四是通过与易界人士的接触、交谈，或参加易学会议，进行广泛的宣传，明确提出易学人员应注意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不少人均从中受益匪浅。而且凭张志春老师的人格力量和影响力，自有事半功倍之效。五是通过著书立说，发表论文等文字形式，旗帜鲜明地提出保证易学文化事业健康发展的一系列观点、思路和做法，在易界已形成了“张志春易学思想”这一共识。

2005年11月28日，国家建设部主办的《建筑时报》发表了《张志春易学思想》的重要文章。该文对张志春老师的概况作了综述后，将张老师近二十年来在研易、用易及易界的讲话、活动作了归纳，首次在全国产业大报上正式提出了“张志春易学思想”这一重要概念。该文指出：

“长期以来，张志春老师在易学海洋中辛勤耕耘不计回报，去邪扶正一身正气，激浊扬清把握方向，为易学的普及与发展、易学队伍的纯洁壮大、易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可谓功不可没。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我国易学专家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不遗余力地重申和提出：研易必须‘学’‘术’并重、‘扬’‘弃’结合、‘德’‘易’同修。这些重要观点已经构成了张志春老师重要的研易用易的指导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张志春易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谁首先提出这些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这个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能坚持和发展这些观点，广大易学人员能够以此为指导，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群雄逐鹿’、‘良莠不分’、‘泥沙俱下’的局面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不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正是张志春老师在特定条件下对我国易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一、‘学’‘术’并重

易学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包括‘学’与‘术’两个方面，如果只研究‘学’不研究‘术’，则失之偏颇；只肯定易理中有科学价值的东西，否定‘象数’、‘数术’中也有科学价值的东西，更是一种偏见。从易学本身讲，象、数、理、占是不可分的四个方面，一切易理都是通过象、数来体现，并通过占（这里所说的‘占’是指广义的应用，不是狭义的占卜）来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其价值的。

上述观点的提出与坚持，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从古至今，重‘学’而鄙视‘术’、重‘术’而不研‘学’者大有人在。须知，易经之‘学’，不仅是易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它能为‘术’提供理论支持；而‘术’的研究与应用，不仅是几千年来易学发展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易学为人类造福的重要途径。

二、‘扬’‘弃’结合

……张志春老师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特点，那种把易学文化的作用无限夸大、全盘肯定；把易学文化统统斥之为‘封建迷信’或‘伪科学’而全盘否定的观点和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都是易学文化领域的偏端，必须彻底纠正过来。

三、‘德’‘易’同修

……德易双修，说来容易做来难。……张志春老师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在易界大声疾呼：修易首在修德，修德在于养气和追求和谐，不修德者勿修易。这些重要观点和榜样的力量，必将在易学发展的长河中放射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辉。”

张志春老师虽然年事不高，但从17岁起发表作品，继而大学毕业后逐渐成为从教、从政、从文三栖，文、史、易三栖，已近五十个春秋。其文、史领域的建树，特别是在易坛的建树，已为世人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在本文就要结束时，有一个人也应该提一提，这就是张志春老师的夫人和得力助手李春月。张夫人原是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干部，退休后一直大力支持、协助张老师工作，并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为张老师做好后勤保障的各项琐碎工作。可以说，张夫人既是“保姆”，又是秘书，更是得力助手！张老师能有今天的成就，与张夫人默默无闻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让我们共同为张老师夫妇祝福，愿他们健康长寿，举案齐眉，共同为我国的易学文化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国际易经科学研究院供稿）

（本文原载于《建筑时报》2006年11月6日第15版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