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晚上,我在多伦多的家中看电视。9点时我把频道转到CNN的Larry king的访谈节目，看到了久违的克林顿先生。他才做过心脏手术不久，看起来气色不错。他的自传《MY LIFE》刚刚出版，他今天侃的就是这本书。我听到有个佛罗里达的观众打电话进来问他有关莫尼卡那条有斑迹的裙子的事，克林顿极为机灵，王顾左右而言它，把话扯到了阿尔巴尼亚去。他说拉登在炸掉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使馆后，还准备炸掉美国在阿尔巴尼亚的使馆。但是美国情报部门这回挫败了拉登的这一计划。

克林顿的这段话使我激动了起来，因为他说的这事和我有一点联系。那个晚上在地拉那，当美国特工人员把拉登那帮企图炸美国使馆的阿拉伯人包围，击毙时，我正好被一支阿尔巴尼亚警察和军队混合的突击队从绑架者的地洞里解救出来。次日地拉那的电视新闻头条是美军突击拉登组织的事，第二条才是我被解救的新闻。有关拉登的新闻只是播音员读了一段稿子，而我那一段，全是画面。由于我被绑架后，电视连续作着报道，成了全国关注的新闻，，所以那个晚上突击队解救我的报道达到极高的收视率。事实上，这个报道制做的真的很不错，在我被救后的第二天，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把这些报道制作成一个光盘，以500美金的高价卖给了我。我看到那天警察和军队是如何层层包围那个房子，在几个街区外都停着装甲车。我还看到警察是如何冲开那个大门，制服了个那个绑架者。然后就看到我刚被救出来时的自己，头部被胶带缠的象木乃伊。还有的画面是我呆了八天的地下洞穴，还有那块我睡觉的木板。最后有一段是我解救后的一段采访，我当时已洗过澡，刮过胡子，看起来很瘦，带着个大墨镜。大概我当时还是心有余悸，怕以后被人认出。不过还是有人会认出我。在我被救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我独自外出，戴了墨镜和棒球帽。在市中心过马路时，突然见一辆汽车在马路中央急刹车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姑娘向我冲来，还喊着我的名字：chen …chen。我认出她是我以前住家的邻居，阿丽霞。她就这么跑过来，摇着我的肩膀说：你很勇敢，你是英雄……..我直觉的一阵茫然，我只是运气好没死罢了，怎么会是英雄呢？突然我觉得整条大街的人都在看着我，而且所有的汽车喇叭都在鸣响。阿丽霞的车把路堵死了。我看到她开的车是教练车，她的教练绝望地双手抱着后脑，象进不了球的普拉蒂尼。一个警察怒气冲冲的冲了过来，而这时阿丽霞已回到车上。车子开动了，她还在使劲地向我摇着手。现在我想着阿丽霞，心里觉得十分亲切。其实我和她一点交往都没有。我刚到阿尔巴尼亚时，她大概才十多岁吧，是个好动的，喜爱小动物的小孩。她曾经送我一头小猫，可我没养好，差点养死了。我不知阿丽霞现在怎么样了，她应该是长大成人了吧。我离开阿尔巴尼亚六年了，刻意地不去知道那里的消息。偶尔我还是接触到一些阿尔巴尼亚的事，只觉得心里会有隐隐的痛楚。我想把那段经历埋藏起来，却不知那些充满焦虑恐惧又极度兴奋的经历是能量十足的葡萄汁，正在日益发酵，不时会喷发出巨大的气泡。这个晚上，克林顿的这一段话使我心神不宁起来。我的脑子里一个个冒出阿尔巴尼亚的城市地名，那些气味浓重的咖啡馆，无花果树下的庭院，暗影重重的街道，晨曦里的城堡……那些已经模糊暗淡的人脸现在又渐渐浮现，令人战栗地微笑起来。

吉罗卡斯特

1994年五月，我到了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我怎么会到这么一个地方呢？连我自己都觉得是很离奇的事。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看了很多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比如《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谁都会说那句话：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男人们可能抽过一种叫“斯坎德培”的阿尔巴尼亚的香烟，女人大概会打一种阿尔巴尼亚针法的毛线。以前我只知道这是一盏欧洲的明灯，可不知道自己会在1994年五月像飞蛾一样扑向她。我的一个朋友李明先生早几年去了匈牙利，半年前他为了追讨一笔货款，开着一辆二手的雷诺车，穿过了巴尔干半岛，从前南斯拉夫的黑山共和国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斯库台省，一路下来到了地拉那。他在到达的次日就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好像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方，到处都是商机，人人渴望着中国的物资，而且姑娘漂亮的象梦一样。可惜当地的国际长途电话费极贵，李明无法在电话里给我详细描写。但这已经在我心里点燃了想远行的火苗。后来李明就来了好多传真，说当地极缺药品，尤其是青霉素，叫我赶紧发货。那几个月，我忙着筹款，找货。货一发出，我去阿尔巴尼亚的签证也办好了。我从香港坐意大利航空到了罗马，又换乘一架充满酸奶酪气味的小飞机进入地拉那。地拉那的机场简陋得象个六十年代我们国内的县级长途汽车站，而李明那辆曾穿过巴尔干半岛的辉煌的雷诺战车一边的车门没有玻璃，有人砸了玻璃，偷走了车用录音机。四个车轮也大小不一，有一个车轮被人偷了，他在自由市场随便买回一个安上了。我坐着这辆倾斜的，没有边窗的破车进入地拉那城，一路上看到好多废弃的钢筋水泥碉堡。然后到了李明的住家，看起来也像碉堡，不，象岗楼。这些房子建的极简易。红砖砌好后，外面没有粉过，连钢筋都露在外面。这里是阿尔巴尼亚的空军宿舍。我们的房东里里姆是个机械师，他的老婆杰丽是个在中国培训过的空军按摩医生。这套房子还算宽敞，只是设施极简陋。卫生间里有一个冷水龙头，还有一个蹲着用的冲水马桶。还有一个马口铁的大盆。那是洗澡用的。我一下飞机就烧水在这铁盆里洗了个澡，一边就想着普西金那个金鱼和渔夫的童话。当渔夫的贪心的婆娘最后惹怒了金鱼，她已拥有的所有财富全部被波涛卷走，唯一留下的是一个木盆。那个木盆大概和这个铁盆样子差不多吧。

在我抵达地拉那的一周后，那个装满青霉素的集装箱到达了希腊的萨洛尼卡港。这个货柜要从陆路拖进阿尔巴尼亚，我们接到货运公司通知，要去边境城市吉罗卡斯特办理清关手续。

那个美丽的五月早晨，我们开车出发了。和我门同行的是两个会说中国话的阿国人，阿里先生和米里。米里是我们的翻译阿尔塔的老公。阿里先生是我们的药剂师。

离开地拉那，车子开了约一小时，就到了海港城市都拉斯。七十年代中国放映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中有一部叫《广阔地平线》，讲的就是这个海港的故事。我们在海边一个小餐馆停了下来。吃了一些煎红鱼，喝了啤酒。亚德里亚海的海风徐徐吹来，举目是无边的宝石一样发亮的海水，对面就是意大利。我都难以相信自己现在真的是在阿尔巴尼亚。从地拉那到吉罗卡斯特约200公里，需要开七八小时的车。这是我第一次在外国的田野上驰骋，而且是在一条通往希腊的道路上。路途上的景色把我的想象的风帆鼓的要飞起来似的，它们诱导我穿行在对阿尔巴尼亚故事片的追忆里。我想起《第八个是铜像》那个叫易普拉欣的年轻游击队员。我已想不起他是怎么牺牲的，只记得在他死后多年后，一个有着怪癖把香烟掐成半截来抽的雕塑家把他做成了铜像。我脑子里最清楚的是易普拉欣的女友，那个美丽的令人难忘的姑娘。我能很细节地记起一群人抬着易普拉欣的铜像上山，这个姑娘在山路边的泉眼用手掬起泉水喝水的镜头。我还想起了一个更有名的电影《宁死不屈》，那个美丽的女游击队员米拉。我想着在电影刚开始不久的那段场景，米拉弹起吉他，唱着那首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电影还有这么一段，米拉给肩膀的枪伤换药时，脱去了外衣，有一半的肩膀裸露着，只戴着胸罩。我小时侯和同学一起大概看了10次《宁死不屈》，大家都觉有8次是为了看这个精彩镜头的。那时电影票是一毛两分一张。我们看完了米拉戴胸罩的镜头，就心满意足地觉得一毛钱的成本已经看回来了。而现在，我就是奔驰在米拉的家乡田野上，却感觉到是在自己少年时代的梦境里奔驰。当我们开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开始进入了山地。路变的很窄。刚下过雨，水哗哗地冲过路基。树木茂密，空气极其清新。可这时候，米里的脸色开始发青，他的肚子痛极了。他这么一说，发现药剂师阿里先生脸色更青，他的肚子也在闹，只是他忍住没说。李明的肚子也疼了。很明显，中午吃的煎红鱼一定不新鲜。路边没有人家，也没旅店。找不到厕所。好在不见人影，我们停了好几次车，就在树林里就地解决。略一放松，我们讨论该怎么找点药治治肚子。药剂师阿里说：现在要吃几个煮鸡蛋，就能止住腹泄。米里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我觉得这真是不可思议。按中国人的看法，肚子坏了最忌的就是鸡蛋，而他们竟然用鸡蛋治腹泻。还有一件邪门的事。我们中国人是摇头不算点头算。可阿尔巴尼亚人摇头时，表示这事成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件事发生了。有一辆吉普车超过了我们。我看到车上有几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他们也转头看着我们。没有表情。这车超过我们以后没有加速，只在我们前面不紧不慢的开着。在我们加速重新超过他们时，那几个大胡子齐刷刷地转过头看着我们。我们加快了速度，但他们一直跟在后面。这使人有点不安起来。米里和阿里先生用阿语在说着什么。他们也显得紧张了。他们告诉我们，前些日子这里发生过几次持枪抢劫案。我们得小心点。大家一紧张，肚子也不觉得痛了。这时总算看到前面有家咖啡店。我们赶紧停了下来。可那车也跟着来了。我们坐了下来，点了几杯咖啡。阿里和米里还要了煮鸡蛋。那几个大胡子就坐在不远处。我看到他们要了啤酒。我们喝过咖啡，吃过煮鸡蛋。我拿出钱让米里去结账。可店老板说：我们不需付钱，那边桌上的人已替我们付过。这是阿尔巴尼亚人对朋友的一种友好表示。我看见米里向他们走去。大家贴贴长满胡子的腮帮。原来这些人以前和中国人在爱尔巴桑的钢铁厂工作过。爱尔巴桑钢铁厂是中国的援建项目。自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恶化以后，他们有很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所以看到我们就想和我们喝一杯。这样我们的心才放下来。我们又坐下来和他们喝了几杯啤酒，大家都觉得很开心的。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吉罗卡斯特城下。这是一座极其奇特而美丽的城市，在夕阳底照射下闪闪发光。我从没见过，以后我走了全世界那么多地方，也没再见过这样梦幻般的城市。只是后来在电影《指环王》里那些用三维图像虚拟出来的魔界城市才找到类似的感觉。那是一座全部是白色石头造成的城市，沿着山坡铺张开来。中间有一些尖顶的塔楼。在城的右方，耸立着一座城堡，下方是高高的城墙。今晚，我们要在这个城市过夜。在路上时，米里和阿里先生已经向我们介绍了这座城市。他们说吉罗卡斯特是一座希腊风格的中世纪古城。因为在建城时，这里还归属与希腊。是一个希腊大公的领地。这里是中国人民熟悉的统治阿尔巴尼亚几十年的恩维尔.霍查的故乡。由于这个原因，吉罗卡斯特多年来受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城市保护的特别好。据说以前这里是阿尔巴尼亚的大学城，这里的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很奇怪的，吉罗卡斯特看起来就在眼前，可我们要开进城里，却弯弯绕绕要走好多路。一直到天开始黑了，才进了城门。这是一个真正的中世纪的城门洞。几个背着冲锋枪的警察在把守。我们下了车。警察要对车子进行搜查，看有没有武器。据说几天前，在希腊那边有一股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闯进阿国的边境，袭击了一个村庄。警察对我们还友好，只例行公事。我们也趁机下车散散步。在城门洞的旁边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天色已暗，广场上静悄悄的，只有风吹树叶沙沙响。我穿过广场，因为对面有一棵茂盛的无花果树吸引了我。它的树冠亭亭如盖。当我走近时，看见了树下有一座雕像。是一座少女的胸像。她的头发被风吹的飘起，她的脸部带着坚毅的微笑。尽管我不懂雕塑，还是能看出这不是古希腊的女神，而是近代的雕像。我在这雕像前站了好久。我发现在雕像的底座上刻着几排文字。不过那是我不认识的阿尔巴尼亚文字。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少女雕像让我十分感动。当天我们住在吉罗卡斯特宾馆。这个庞大的旅馆当年一定是十分的繁忙，每天有大批的人到这里瞻仰霍查的故居。而现在却是破败不堪，连热水都没供应。天很黑了，我们得去外边去吃饭。我们在城里时高时低的石头路上走了好久，还爬了好几段陡峭的石级。没有路灯，只有一些好心的居民在门外点了一盏煤油灯，散发着中古时期的黯淡的光芒。我们后来找到的那个餐馆做的烤鸡，芸豆汤同样有着中古时期的风味。那个戴着菊花帽藏在灯影里的老板娘极像是伦勃朗的一幅肖像人物。那个青年侍者却是地拉那大学音乐系学吹长笛的，不过这个晚上他好像显得对足球更有激情。当时正是94年世界杯足球赛前夕。他一再问我的预测觉得那个队会得冠军。通过米里的翻译，我和他聊了一些这个城市的历史。也说了一些中国的事情。他说很多年以前这里有一些中国人。有一次整个中国国家足球队都来了，在这里和阿尔巴尼亚国家队一起集训了一年多。我脑子里还记挂着城门口那个无花果树下的少女雕像。我问他知不知道那是谁？他想了想，好像没把握。他就过去到柜台那边问了那个伦勃浪肖像画似的老板娘。然后他回来告诉我。这是二战时期的事。当时德军占领了吉罗卡斯特。这个少女地下游击队员是负责和地拉那方面联系的机要员。由于叛徒的出卖，她被德军逮捕。德军用尽所有的办法审讯她，她始终没有泄露一点机密。最后，德军就是在那棵无花果树上，活活吊死了她。当时她才18岁。那座雕像就是她的原形。像座上的题字是霍查写的。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垮台以后，霍查所有的东西都销毁了。只有这座雕像上的字，人们没有动手抹去它。当天晚上，睡在这个空空荡荡，又冷又湿的旅馆里，我的被不新鲜的红鱼吃坏的肚子一阵阵作痛。我睡得很不踏实，脑子里老是晃着那个少女雕像。她在我的不安的梦境里她不是个石像，是个一直在飞快跑动的战士。第二天在边境海关我们办好了清关手续，就回到了地拉那。当天晚上我见到了阿尔塔。她问我喜欢吉罗卡斯特吗？我说了自己见到的事情。还仔细说了那个无花果树下的少女雕像的故事。阿尔塔认真地听了，然后告诉我：这个故事后来拍成了电影，在中国也放过。就是那个《宁死不屈》。我突然就怔着了。原来这个姑娘就是米拉呀！我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米拉露着肩膀换药的情景，我看见她长着一颗黑痣的脸，看见那个德国军官把一朵白花扔进了她背后的墓坑，看见她面带微笑走向了绞索……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这个歌声如潮水一样在我耳边响起来。

阿尔塔 在夏天，通常在6点左右，地拉那的天开始黑下来。这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拉那居民都会走出家门，外出串门，散步，或喝咖啡。阿尔巴尼亚的作息时间是早上七点上班，一直做到下午三点。这是大家下班回家吃饭，然后好好来个午睡。醒来后，正是精神爽朗。这是的地拉那的街头，到处是闲逛的人。从地拉那大学到斯坎德培广场这条大道上，咖啡店枇节林次。市中心有一片连成一体的花园别墅，那是恩维尔.霍查的故居。这里依然鲜花盛开，在建筑群的一角，辟出了一大块地作为露天咖啡园。在一丛从的玫瑰旁边，头上樱桃树沙沙摇动。这时你坐在近路边的座位上，喝一杯加冰块的意大利咖啡，眼前鱼贯而过的是穿着极清凉，一个比一个漂亮的阿尔巴尼亚姑娘，你真会有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然而在我刚到地拉那的那一年，我和李明没心思玩乐。通常在天黑后，要去见翻译阿尔塔。阿尔塔住在地拉那城西边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公寓。那时她家没有电话。可她家有个临街的窗口。每次我们远远看见她家的灯亮着，知道她在家，就会松一口气。那种感觉好像是海上的水手看见灯塔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大量药品已经到来。可并没有找到买家。虽然这里急极其需要中国的低价药品，但这里的医院和药房的采购权在卫生部手里。在卫生部下面有个国家药库，叫FULL PARMA.。我们得把药品买给他们，可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搞不清楚谁是决定买药的人。我们现在开始着急了，可是在白天，我们只能无所事事。翻译阿尔塔她在政府的内务部上班，她只能在晚上的时间为我们工作。所以那时，我们老是盼望着夜幕早点降临。其实这样真的很不方便。我起初很不明白李明为何要用三百美金雇用一个夜间才可以用的兼职翻译。当时地拉那会说中文的阿国人很多很多，一百美金就足够雇用一个全职的翻译。但李明觉得，阿尔塔有与他人不一样的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有时会使得李明害怕。在不久以后，我就信服了李明。阿尔塔无疑是个漂亮的女人。她总是剪着棕色的短发，个子修长，眼睛碧蓝碧蓝的，笑起来是像个小孩子。她那是大概四十来岁，皮肤开始有了邹纹，她对穿着打扮不大在意。我好像对她的性别不很敏感。记得有一回在我们的住处，李明和阿尔塔在房间里说话，当时我进了那个有个大铁盆的卫生间，忘记关门就哗哗地撒起尿来。共青团干部出身的李明当时就气愤大声提醒我：讲点文明！阿尔塔在这里呢，你怎么连门都不关！我听到阿尔塔在哈哈地笑着。这时我才赶紧关上门。阿尔塔来自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撒兰达，那里的海岸是欧洲最美的，银白色的沙滩，墨绿的橄榄树浓荫，柠檬树的花到处开放。阿尔塔的身上就是散发着这种海洋的气息。她在十六岁那年就成了阿尔巴尼亚的女子跳高和一百米短跑冠军。一九七五年她来到了中国，先是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了一年中文，然后就到北京体育学院专门训练跳高和十项全能。虽然那是中阿关系已经降温，但阿尔塔在中国依旧过的十分的开心。她说那时她经常和中国国家队一起训练，和后来破世界纪录的倪志钦关系很好的。她说这些时眼睛里流出柔情，可那次米里突然走进来。她嘎然而止，好像有点脸红。她回到阿国后，却离开了体育界。国家让她做更重要的工作了。阿尔塔从这以后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个黑洞。她从来不会说这些事情。后来，我们从一些渠道知道了些事情。阿尔塔曾经做过谢胡的中文秘书。谢胡是当时的总理，霍查的接班人。有关谢胡，稍有点年纪的中国人大概都有点印象。他当时在阿尔巴尼亚的地位很象是林彪。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和霍查吵了一架，起因是谢胡的儿子爱上了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女排球运动员。次日凌晨，谢胡就自杀了。霍查宣布了谢胡是是叛徒，是南斯拉夫的间谍，开除了他党籍，株连了他九族。不过后来有很多说法：谢胡不是自杀，是被霍查派在他身边的人暗杀的。阿尔塔家住五楼。每当我们气喘嘘嘘爬上楼，她家的门总是紧闭着的。按门铃后，要等好久，你能看见门里边的猫眼里有眼睛贴了上去，看见了我们，门才会打开。通常，阿尔塔这时还围着围裙做家务。如果米里这时在家，他一般是坐在客厅里抽烟。看到我们来了就会客气的站起来握手问候。米里当年也是在北京体育体院读书，他是阿国的链球冠军。他的个子极其健壮，体重达120公斤，可人看起来还比较腼腆的。现在他是地拉那体育俱乐部的头，不过那俱乐部其实是名存实亡。有时米里会去一家青田人开的中餐馆做翻译，但更多的时候他要喝酒。喝过酒以后他就会喜欢说话了。我们和米里抽烟说话，耳朵却在听着厨房里或者洗衣房里的阿尔塔的声音，盼望她早点做好家务。通常她做好了家务，会穿戴整齐，提着她那重的出奇的牛皮公事包，带着我们出去了。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在昏暗的街巷里，阿尔塔总是有意无意地走在前面，和我们形成一个三角形。她走的很快，还总是贴着阴影的部位走。在转弯的地方，她还会检查身后，好像怕人家盯梢。她带我们见了很多的人，大部份是些夸夸其谈者。但我们还是能感觉到，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正步步接近。阿尔塔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罗伯特，小的叫内迪。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时，他们还是孩子。但当我五年后再次看见他们时，他们已是彪形大汉。阿尔塔家还有一只猫，很大很大。有好几次我看到阿尔塔手臂上有长长的血痕。她说是被猫抓的。

药剂师阿里

按照阿尔巴尼亚卫生部的规定，药品在进口之后，需经过阿尔巴尼亚国家药物总检验室的检查许可，才可卖出。我们在货柜到达后不久，要去找药剂师阿里先生。阿里先生当时就在国家药物总检验室工作。他是兼职做我们的药剂师，不过他已说好，下个月要辞职，专门为我们工作。

药检局在地拉那总医院的马路对面，是一座园形建筑，有一条小桥连接到马路。我是第一次到这里。这个环形的走廊有很多房间。我们无法找到阿里先生。记得那次有个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个穿白工作服的金发姑娘。她马上客气的用英语打招呼：您们好，我可以帮助什么吗？当时我已啃了一册新概念，会一些简单的英语了。我说我们要找阿里先生。她就说阿里先生在楼上的504房间。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姑娘名字叫伊利达。在一年多后她成了我们的药剂师，和我一起工作了半年时间。后来她又开了自己的药房。但最后被人枪杀了。

阿里先生在他的实验室门口十分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他在五十年代就到中国留学。中文一直没忘掉。不过他的礼貌之周到，问候语之多令人难以承受。我的感觉里，阿里先生极像契可夫那篇有名的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里那个打了一个喷嚏的公务员。他的实验室里全是玻璃试管，烧杯，滴定器，充满浓烈的化学试剂气味。他让我们坐下。他在一只广口烧瓶里注满了水，用固定器将它架在空中。然后在它底部点上一只酒精灯。浅蓝色的火焰轻轻舔着烧瓶的底部。

“怎么样，李先生，陈先生，你们都好吗？”阿里先生满脸堆笑，开始了他的问候。

“好啊，好啊。”我们赶紧说。

“好的厉害吗？”阿里先生这句中文不知从谁那里学来的。

“好的很厉害，非常厉害，VERY厉害。”我们坚定不移地回答。这时那酒精灯上面的广口烧瓶里的液体开始冒出气泡，呈沸腾状了。阿里先生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只陈旧的铁盒，上面有杭州西湖的图画。他打开铁盒，从里取出少许茶叶，倒入沸腾的烧瓶里。然后用一根玻璃棒均匀的搅拌。一会儿，烧瓶里液体呈现出棕红色。这时阿里先生将酒精灯的盖子盖上，取出两只平口量杯，将广口烧瓶里的棕色液体注入了量杯，刻度各为两百毫升。阿里先生将量杯推到我们面前，说：李先生，陈先生，请喝茶。这是我一九七四年第二次去中国带回的龙井茶。

我和李明迅速地对视了一眼。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神里充满恐惧。令人恐惧的事还没结束，阿里先生从桌上那排装满粉末的容器中某一个瓶子里取出一些白色的结晶体，加入那两百毫升地液体里。我赶紧问：这是什么东西？阿里先生说：这是白糖。这杯茶给我的印象至深，以至后来美国人在伊拉克抓住那个化学阿里，我都觉得那个阿里就是阿里先生。

我们把送检的药品样品和文件拿出给阿里先生过目。我敢保证这批青霉素的质量绝对没问题。它们是春风制药厂的优质产品，当时在国内都供不应求。在文件中，一份是我们公司的送检申请。是用阿文的。上面要有李明的签字，公司盖章，还要有药剂师的签字。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让阿里签字。另外两份材料令我十分头疼。一份是药品检查报告单，一份是政府批准该药品生产的批准文号文件。根据要求，这两份材料必须是英文的原件，盖有公章。我们所得到的仅仅是一份中文的化验单的复印件。我们请人把化验单翻译成英文，可盖不到工厂的印章。至于让省卫生厅给我们出一份英文的批准文号文件还加盖公章。那简直是痴心妄想。那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动手制作文件了。

用英文打字机打一份材料不难，很快就做好了。问题是那两只公章。在阿尔巴尼亚不像在中国，到处都是刻字店。我得自己动手。我把一支筷子劈开，剪了一小块剃须刀片夹进去，用胶布缠上，还算锋利。都说图章是橡皮的，可我现在缺的就是橡皮。我先是切了一块土豆，但发现土豆的汁水太多，还有淀粉会结晶。李明提醒我，听说当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政府用过肥皂印章。这话使我大受启发。我挑选了很多种肥皂，最后找到一种意大利的白色洗衣皂，硬度和韧度较理想。我把肥皂打开，在桌面上加少量水慢慢研磨，让它的表面密度得到加强。然后让它晾些时候。与此同时，李明在一张透明的纸上用铅笔艰难地写出弧形的春风制药厂的仿宋体字。由于图章的字是反写的，这给他增加了很高的难度。另外，他还得画出一个标准的五角星来。现在，我在闭目养神一阵子之后，开始运刀刻字。我真是凝聚了自己的所有的能力，每一刀下去都是屏住气息。大概在糟蹋了十来块肥皂之后，我总算刻出一块完整的。高高兴兴沾上印泥，往白纸上一盖，春风制药厂赫然可见。只是字体显得古朴粗拙，不像个公章，倒是像汉代的碑拓。这可真叫人失望。这时我突然极其想念我在温州的朋友阿乔。他的表叔是中国金石泰斗方介堪，受表叔影响，阿乔也会刻一手好印章。不过我更想念还是另一个叫相国的朋友。他是从阿乔那里学会刻字的，但有所发展。有一回他给我看过他的印谱，前面几页是一些“高山流水”，“慎独”，“一日三省”的古句，后面的几页令人生疑地加入几方篆刻“美酒咖啡”，“星球大战”，“迈克乔丹”，到后来甚至出现了“温州市发动机厂”的圆章。在我一再追问下，他才红着脸说：那是多年前他所在新单位加工资，要他去老厂里盖章。他懒得去跑，就自己刻了一个。要是相国这回在我身边该有多好………我又刻坏了几块肥皂，总算让字体显得瘦削了一些，中间那个五星也规则了点。可是印章周围那个圆圈我实在是无法刻好。情急之下，一只菜油瓶子的盖子吸引了我。我把它拧下来，沾上红印泥，在我刻的字外边一盖。哇！天衣无缝。它一下子就让我难看的字变得像样起来。 现在，这迭材料就放在阿里先生面前。按理说，阿里先生现在已经为我们工作，不必担心他什么。可他就是那种特别细节的，爱较劲的人。他戴上老花眼镜，把材料看来看去。很快就停留在那只公章上。他在中国呆过这么多年，大概对中国的公章有点印象。他大概是看出一点破绽，但他绝对没有这样的想象力能想到这章是我刻的。他握着笔的手哆哆嗦嗦，想签字，又签不下来。还是李明有办法，拿出两百美金放在他前面。说这是你这月的工资（本来要到下周才发）。这样，阿里先生高悬的笔总算签了下来。

然后我们就去见实验室主任皮斯尼可先生。皮斯尼可在看阅了材料后感慨地说：你们中国真是文明古国，连公章都设计的像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