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何尊考释

文/毛天哲

何尊

西周青铜器《何尊》，现藏陕西宝鸡博物馆，其不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也被考古界称为是镇国之宝，是国家明文规定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六十四件青铜“国宝”之一。文物历史研究价值之高，恐怕目前唯有“毛公鼎”可与之匹敌。只有亲眼见到这件艺术瑰宝，你才能体会到它蕴含的神髓与神秘。

《何尊》的最高价值在于尊内底铸有铭文十二行、壹百二十二字。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训，营建被称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历来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中国”两字作为词组，首次在《何尊》铭文中出现，这是中国人应该记住的一件大事。

青铜铭文，就是用青铜铸造出的宝贵历史，除了印证史籍或弥补史籍的不足外，它们又代表着真实、诚信，代表着久远，代表着不朽。故现在文物贩子有“铭文一字值万金”之谓，当然作为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实物，青铜铭文的价值那是远远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何尊》于一九六五年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塬出土。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腹足有精美的高浮雕兽面纹，角端突出于器表。体侧并有四道扉棱，云雷纹填地。造型浑厚，工艺精美。

自《何尊》现世，基于《何尊》铭文是西周早期出土青铜器皿中字数较多的，而且记录了武王、成王营造东都洛邑这一重大史实，所以众多学子对其研究不断，也获得了不少成果。但因铭文末句“公”字前尚缺一字，此公到底是谁专家们尚有不同看法。由于此公的难以界定，加上出土地点的不明确清晰，直接导致了对铭文正确的解读，学术界产生了不少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哲以为，要还原出一件古彝器的历史真实，彝器铭文有无相当重要。就拿这件《何尊》来说，当初六十年代区区30元钱就从农民手里收购进了文物馆。后来也就在博物馆里闲躺了十多年，最后据说是马承源老先生（一说是唐兰先生）发现了尊胆内壁底122字的铭文，才使《何尊》的价值一步登天，从原先的30元估价以至于现在的亿万元计数，贵为国宝，皆铭文之力也。铭文价值的重要性在《何尊》上面体现的淋漓尽致。

而对于科学考古研究来说，正确解读铭文需要了解该文物出土年代、地点及周边相关同时出土墓葬物件等等以作参考。对于《何尊》来说，由于年代湮远，器皿底部的锈蚀，使得关键的两三个字难以清晰辨认，又加上出土地点的不明晰导致了铭文解读的困难。幸好高次若、刘明科两先生的文章“《何尊》原始出土地的再思考”对此做了很详尽的考据和论证，为我们明晰了《何尊》真正的原始出土地应当在宝鸡斗鸡台墓地（哲注：民国时党玉琨盗掘文物案的事发地），也就是同时出土了“《周公东征方鼎》”的陕西宝鸡斗鸡台区域戴家湾十五、十六号西周大墓。

为此哲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何尊》铭文上，经过长时间的阅读和揣摩，哲终于发现，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专家以及考古爱好者对《何尊》铭文的解读存在重大的偏颇。而且哲敢断言，此《何尊》乃毛氏族先祖冉季载（毛叔郑）的祭祀礼器，是我毛氏族先祖为大中华留下的又一瑰丽国宝。因其铭文记载的相关史实之重大，可以媲美另一件毛氏族重器--毛公鼎，是我毛氏族先祖以青铜铭文为形式书写中华文明、流传后世的又一大功勋。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铭文内容主要涉及西周初年营建东都洛邑的这一重大事件，那个难以辨认的某公当与成王时期营建洛邑有关。其二，某公与营建洛邑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有关。其三，能在宗周的周庙（京室）里，聆听周王在给宗小子进行训戒的当是文武周王的血懿宗亲，因此可以判定此公当是周王（武王、成王）的直系兄弟或者叔伯之类的人。基于以上几点的理解，哲所释读与世人有不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于铭文第三、四字。学者们将首句第三字释读为“初”，第四字有的释读为“壅”，有的释读为“遷”，哲以为皆非也。

哲认为首句正确的释读是“唯王命郑宅于成周”。《何尊》铭文中“郑”字在毛伯敦、班簋铭文里均多处出现，已明确释读为毛叔郑之“郑”。又《何尊》铭文中“命”非“初”字亦显然，与毛伯敦铭文中“正月初吉”之初字比较即能明了，不多纂言。在我毛氏族各地宗谱记载及世代口耳相传：文武周王时，毛氏族先祖毛叔郑即任司空，总管土木建筑工程等，位列三公之一。所以毛叔郑被周王任命为西周初年营建东都洛邑组织者和执行者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所谓“遷宅说”是某些人将平王东迁洛阳提前到成王时了。西周自成王至于幽王，成周洛邑（东都）只是作为历代周王东巡时候有个撵乘临时住居所在，目的是为巩固周朝对东方各诸侯国及方国的控制，宗周所在一直在关中（镐京）。

从《召诰》、《洛诰》及《多士》多篇文献中可以知道，在武王灭商以后，为巩固周朝对东方的统治，曾计划在伊、洛二水一带夏人故居地建设新的都邑，但未及实现，武王就病逝。成王继位后，三监叛乱，周公东征三年，始得平定。于是周公将武王的计划付诸实施，先派召公勘定建邑位置，周公随后视察，以地图及占卜结果报告成王，后成王莅临，举行祀典，返宗周时命周公留守洛邑。

2、在“復爯武王礼福自天”句。世人多有将“爯”释读为“稟”，哲认为是不对的，金文的原字就是个“爯”，而且这个字古已有之。说文：“并舉也。从爪，冓省。處陵切”。故全句意思是冉季载（毛叔郑）既在东都洛阳营建城邑，又返回镐京协助周公举办了祈求周武王降幅于天的大典。于是有了下面“在宗周的周庙（京室）里，聆听周王在给宗小子进行训戒”之事。

3、在于“昔在尔考公氏”句。哲认为正确的释文当为“昔在尔考公父”。众所周知，公父（周太王）是文王祖父。西周灭商亨国后，周王族人认为“王气”始于公父，故追尊为太王。也有文献称为古公亶父、姬亶父。以<诗经·大雅>中的多篇文字对照，《何尊》铭文与诗经的记录是吻合的。故哲以为，文王祖父名字不是传统文献中所说的“古公亶父”，应该就称为“公父”。周王在训诫宗族小子们时提到的“尔考”指的是宗族小子们的共同先祖，即周太王公父。“克逨”两字，甲骨金文里常有，意思为“传至于”。

4、在于最受关注的这个“何”字（王咸诰何，赐贝卅朋）。自马承源老先生界定为“何”字并将该尊彝宝命名为《何尊》后，大家也就习惯地接受了这个释读。但哲以为是不确切的，仔细观看《何尊》铭文拓本，其实明明是个“史”字。另外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何尊》铭文行文格式与现知的其他西周青铜器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情况下，在受到周王的赏赐后，作器主都会交代句“……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某某用作某某尊宝彝”，然后是祈福词，诸如“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之类的词句。但在《何尊》铭文里却没有，奇怪不？其实不奇怪，只要理顺了周公旦与成王之间的关系后，就能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这就不能不牵扯到“周公旦是否称王”这一有所争议的话题。

5、哲以为，《何尊》铭文中的“王”指的是周公旦，这是哲与世人释读的重大不同之处。哲以为，周公旦“摄政”伊始，即以“王”的口气教训成王及群臣见诸于史籍。在《尚书》的《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告》等文献中都以“王若曰、王曰”自称。在《梓材》中更是直称“王曰”。《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意思很明白，就是周公摄政象天子一样“践阼”面南朝见诸侯。这些材料都证明了周公旦曾称“王”，至于后世儒家称周公旦辅助成王自任“摄政王”之说，那是为了维护君王一统的思想对“周公旦曾称王”这一史实作了曲改和粉饰，不足信也。哲以为，不管是否如《韩非子●难二》说的“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的那样。还是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说的那样，“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显然，周公“摄政七年”之中的“王”都当作周公旦之想。故哲以为，《何尊》铭文中的“王”不是周成王，而是周公旦。

之所以历代学者对周公旦摄政之史实争讼不已，原因在于世俗成见皆以为由非周王子系摄行王政是一件大逆之事，连司马迁公也不例外。如周公旦摄政之事就被他写的模糊不清。孔子也一样，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以春秋笔法撰史，该书即书，该削则削。其实不论孔子还是太史公乃至后世的古今学者，都没能搞明白西周初年周公旦摄行王政及后来的共伯和干王位之事，在周王族规制中都不算是篡王位的大逆之事，是周王室宗亲内部的家事而已。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在王子朝使告于诸侯书中说的很明白，不论是文武周王，还是成康之际大肆封建诸多王族子弟，都是缘于像康王所虑的那样在“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时，希望宗族兄弟能“振救之”。这不但包含于各诸侯兄弟之国之间的相互援救，也包含王室后人出现“迷败倾覆”之象时诸侯亲国对王室的拯救。

为何历史会出现周公旦摄行王政及后来的共伯和干王位，这个是和周王族的血亲关系分不开的。史载文王太姒生十子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哲以为，太姒大致生子五，长子伯邑考，早殇，二子为武王发，再而周公旦，次而康叔封，老儿子为冉季载（毛叔郑）。伯仲叔季是对兄弟排名的称呼，古代很多男子都是用这种方式取的名。为何武王死后不是由比周公旦大的管叔摄政，而是由周公旦辅佐成王。因为周公旦是武王亲弟，而管叔为异母弟的缘故。

又诸如后来的“共伯和干王位”这一史实，后世史家就死活不相信。其实说白了也不奇怪的，真实的历史可能就是经过历王时期的国人暴乱，周王室即大宗历王一支子嗣已经被杀光了，诸侯们心急如焚，都认为厉王已失去民心，不可能再回到天子之位，可小宗里面有贤能的人选大概暂时也没有，必须先推举一位贤明的诸侯来代替厉王执政，等人选有了后再还政于他。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可是推举谁呢？卫康叔原是周武王的同母亲少弟，同为姬姓，他在东方建立起的卫国，是一个大国，有“文盛武强”的美名，一向很有威望，可是卫僖侯己年老多病，无力胜任了。他的次子共伯和，在自己的采邑国共国干得很出色，德高望重，又是和厉王同祖同辈，按世系是太子静的叔辈。如果让共伯和来代替周天子执政，没有异性篡权之虞，不存朝政旁落之嫌。

周公旦、康叔封、冉季载（毛叔郑）同为周武王亲母弟的钲征还体现在西周初年周王对诸兄弟、叔父的封地、封赐上。《周礼·春官·巾车》云：“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旗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从《左传》定公四年所记载的周王对于鲁公、康叔、唐叔等人的封赏看，这套制度的确是实行了的，定公四年关于封赐之物的记载虽不全面，但可以看到鲁公、康叔确实是按同姓的待遇被封以金路（大路）、大旗等物。此外，鲁公、康叔、唐叔还被分别封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吕”、“密须之鼓”、“阙巩”、“姑洗”等珍玉重器，而异姓的陈侯却只被封以“肃慎氏之矢”之类的远方贡物，这也正合于《国语·鲁语下》关于“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的说法。

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不必说了，能勾结纣王子武庚叛乱王室的人不大可能是文王嫡子、武王同母弟。哲认为周公旦在平叛三监之乱后立下的“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 百世不易的宗法制度，一大半缘于周公旦吸取了“三监之乱”的教训。

在《史记·管蔡世家》中记载：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

可以看出，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的地位是不高的，只有属地，而且还是“相纣子武庚禄父”管理殷遗民，不像“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地位完全不一样。封叔振铎于曹，仅仅为子爵。成叔武也大致差不多，以至于后来司马迁连他的封地在那里也搞不清。

也是据《史记·管蔡世家》记载：“聃季、康叔皆有驯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皆有令名于天下”，左传中也记载了除了周公旦、康叔封、冉季载（毛叔郑）三人在周王室担任卿士之职外，其余文王诸子在王室为并无官职。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唯有周公旦、康叔封、冉季载（毛叔郑）三人同为文王太姒亲生子。

公元前1042年，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叛乱，徙封康叔于卫（今天河南淇县朝歌），建立卫国。他赴任时，周公旦作《康诰》、《酒诰》、《梓材》孜孜教诲，告诫他要爱护人民。如《康诰》开首便是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这种亲近来自血缘关系的天生。

冉季载（毛叔郑）为文王太姒之子已经是被出土铜器《班簋》所证明了。而且据“新见西周爯簋铭文”的释读，冉季载（毛叔郑）当为小宗之长。从历史记载上看，自冉季载（毛叔郑）以下毛氏世代担任周王朝司空一职，也不是没有来由的。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祀的当要就是王陵、宗庙、祭坛、城邑等的建设和宝鼎、器乐、祭祀物等的制作。毛叔郑及其后裔担当此任实至名归，也非毛氏族莫属。故毛氏虽无国而位列诸侯之上，世代守土于周王陵“奠”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6、再来谈铭文中那个难以辨认的某公，哲认为就是冉季载（毛叔郑），何尊铭文中称“圃公”。为何会被称呼为“圃公”呢？这个要从毛叔郑其人说起。在《史记》中，“毛叔郑”其名只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司马迁引述了《逸周书》中的记载，之后就再无详考。“冉季载”亦一样，司马迁的《史记》也载述不清，唯有寥寥数笔，而且感概说“冉季之属无从考耶”。

哲认为，司马迁公将“毛叔郑”与“冉季载”两人混淆了，“毛叔郑”与“冉季载”实为一人。从《班簋》铭文中可以看出，毛班祖父即为毛公叔郑，而且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家系与文王王姒的懿亲关系，如铭文中所述“班拜稽首曰：呜呼，丕丮（伟极）皇公（祖父），受京宗懿（圣地）厘（邰城），育文王、王姒圣孙…”。而在《竹书纪年》里称毛班祖父叔郑被称为毛懿公，如“（康王）十二年秋，毛懿公薨。” 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周成王将邰城郑地赐封给毛叔郑，故毛叔郑别称毛懿公。

西周早期的奠（郑）指王陵所在的祭奠圣地，卜辞中的南奠（郑）、北奠（郑）、京奠（郑）只是特定陵区的方位而已，不一定是地名，与后来的东周郑国没有关系。西周有两个王陵区，一个是太王、太姜的京当陵区，称为北奠（郑），一个是王季以来的邰城陵区（太姒残墓在邰城，出土周武王所作《后母姒康鼎》），称为南奠（郑），南奠（郑）似乎还包括盩厔（今周至）。盩厔有周王室祀父辈先王诸盩的宗庙所在。

姬水邰城是所有奠（郑）地的中心，是周人的京宗圣地，故称懿斄、懿厘。史籍上称“程邑”的即奠（郑）邑邰城，为西周王都五邑之一。周成王将邰城赐封给毛叔郑，故毛叔郑别称毛懿公。

在古代，“厘、嫠、斄、牦、牦、漦”都是“毛、邰、厘、来”的通假异体字。邰城通假于斄城，斄牛通假于牦牛。《康熙字典》曰：“《史记?樊哙传》从攻雍漦城。通作斄，又作厘”。 “《广韵》、《集韵》、《韵会》曰：牦，音毛，义同。亦作斄、髦、牦。又《集韵》音来，义同。按《周礼?春官》或作牦，或作斄”。“《集韵》漦，音厘。又音来。地名，在扶风（邰城）”。《五音集韵》曰：“厘，音胎，地名。邰或作厘，后稷所封也”。又《说文》中释“冉”，同冄，毛冄冄也，象形。本义：毛柔弱下垂的样子。

联系到吴振武先生所著“新见西周爯簋铭文释读”一文，据铭文中透露的信息是器主“爯”身体很羸弱。通过对铭文的释读，哲认为铭文器主“爯”就是文献中的“冉季载”，文献里的冉（冄）当是“爯”字的变异写法。哲又再将“冉、毛”两字的金文一对比，心中有豁然开朗之感。“冉”字的金文一分为二就是金文“毛”字。故哲可以大胆推测，毛叔郑的得名由来于此。毛叔者，乃周王族人对文王幺子冉季的别称或昵称，因其身体羸弱，又是文王老儿子而得名。因冉季被分封食邑于“京宗懿（圣地）厘（邰城）”，也就是西周奠（郑）地而被称呼为毛叔郑，而原先的冉季之称反而倒是不显了。

周制“王畿千里不封侯”，就是说所有“封国”都是在王畿之外的。西周奠（郑）地更为特殊，唯有毛氏族为文武周王懿亲而世代得以守奠（郑）地，历世担任周王室司空一职。正因如此，所以毛氏不像文武周王诸多子孙一样是因封国、封地而得姓，而是虽得姓而无国，只有采邑，而因这采邑又是西周王族圣地邰城郑地，故导致了文献中对“毛国”的封地所在一直是焉语不详。其实自毛叔郑以下毛氏从来就无封国，唯有采邑，但地位却是相当高。

古代地名“台”专指邰城，也称台桑。邰丘所围玄圃古称圃郑，西周以后圃郑被历代学者演义到河南新郑。如《穆天子传》曰：“祭父自圃郑来谒……乃遣祭父入圃郑……甲寅，天子作居范宫……庚寅，天子西游，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饮天子酒……天子命歌《南山有台》。丁酉，天子作台以为西居……季夏庚■，休于范宫……天子北入于台，与井公博，三日而决。辛丑，至于台，乃大暑除。天子居于台，以听天下之”。

这里多次出现的地名“台”就是后稷之邰，亦即宗周、南郑。河南之郑始于郑武公，郑武公之前，河南既没有地名新郑，也没有地名圃郑。邰城因为是“周南”，即周原南邑，所以称为南郑。周穆王时的郑只有邰地的南郑和北郑。而毛叔郑（即冉季载）采邑在邰城郑地，故又被称为“圃公”。

前面说过，毛叔郑是营建东都洛邑的组织者和执行者的最佳人选，也是唯一可能的人选。铭文中的“王”应该是指周公旦，因为营建东都洛邑只是周武王的一个想法，并没来得及实施就去世了。是周公旦为摄政王时期，为巩固对东方诸国的统治，也为了完成武王遗愿，才派召公卜宅于洛邑，随后周公自己亲自去相宅，位图等，事在周公摄政五年。从何尊铭文中看来，周公旦“命（毛叔）郑宅于成周”也就是这一年。

故哲以为，何尊是周王（周公旦）送给毛叔郑（冉季载）的一件带有王室器彝特征的祭祀用品。因是奉周王（周公旦）诰命所作，故无常见的“……敢对扬天子休命，某某用作某某尊宝彝”等字样出现。如同“王咸诰史”句，“史”必不是“何”字，是内史。因此，何尊是王家制器。当然，因何尊和毛叔郑（即冉季载）有关，所以铭文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毛叔郑（即冉季载）的身影。而且，毛叔郑（即冉季载）为周王室司空，分掌王家彝器制作一职也是可能的，所以铭文也极有可能是出自毛叔郑之手。

以上几点是就铭文而言所作的一些考释和隸定，其实不光是在铭文中能找到些难以辨别的“某”公似乎为毛叔郑（即冉季载）的线索，就从传世文献中比对，哲也认为推论是完全正确的。

在《史记·秦本纪》载：“...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集解徐广曰：“鄜县属冯翊。”索隐音敷，亦县名。于鄜地作畤，曰鄜畤。故封禅书曰“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以为神，故立畤也。正义括地志云：“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

哲按：此鄜地即毛叔郑封地所在。周王东迁洛邑后，此地被赐予护驾东迁有功的秦襄公。幽王之乱时，犬戎进攻镐，秦襄公以兵救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出兵护送，以功封诸侯。被赐封岐山以西之地，命其将此处戎人赶走。自此，秦国开始成为西周的诸侯国。公元前765年，秦襄公之子文公住在西垂宫“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于是于是占卜这里是否适宜居住，占卜的结果说吉利，就在这里营造起城邑。

在鄜地作建造祭天地的畤台，故史籍上称为鄜（fū）畤。其实“鄜”地与毛叔郑有很大关联，哲甚至怀疑毛叔郑的名字就应该叫“毛叔鄜”，只是不管是司马迁还是许慎、甚或是秦汉以来的人对西周文字的辨识几乎是越来越陌生了。估计是司马迁始作俑将《逸周书》中的“毛叔郑”名字错误地隸定为“叔郑”，后世的人也就人云亦云了。

故哲以为，何尊铭文首句“唯王命郑宅于成周”的“郑”字当隸定为“鄜”，即毛叔郑（冉季载）的真实名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毛叔郑（即冉季载）的封邑地名应该是“鄜”，叔郑因封邑“鄜”地，得名“毛叔鄜”。然太史公搞不清金文“鄜”为何字，以至于无法考证出毛叔郑（冉季载）的封地在哪里，更是将毛叔郑、冉季载作二人谈，搞出了个千古迷踪案。后世文献辗转相抄，更是搞的扑朔迷离。幸好地名的演变不像文字那么快捷，故秦文公的记载里还是留下了这一点线索。当然哲还是得顺从世俗的说法，将毛氏先祖的名字写作“毛叔郑”，谨留存文字在此，以待后世有识之士从出土考古实物中得到印证。

值得指出的是，《何尊》铭文中的“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段的训诫语气和见诸于史籍的周公旦在“摄政”伊始，即以“王”的口气教训成王及群臣的语气近似，如在《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告》。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隐约证明何尊铭文中的王是周公旦，而不是年幼的成王。

综上所述，哲认为《何尊》的命器名是错误的，此宝尊彝应该命名为《圃公尊》。《圃公尊》是王家制器，是周王（周公旦）送给毛叔郑（即冉季载）的祭祀用品。铭文中记载了周公营建东都洛邑这一史实，并记载了周王（周公旦）在周庙里训诫“宗小子”的训词。《圃公尊》作器年份当在周公摄政王五年，是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的青铜器，对研究西周初年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厘定“周公旦是否称王”、毛叔郑（即冉季载）的身份及毛叔郑（即冉季载）与周公旦的关系等等历史上一些扑朔迷离的谜团。

有人说：“毛氏族与西周姬姓，与西周历史极为密切，特别是西周早期的许多历史事件都涉及到毛氏族，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周毛氏族的历史清楚了，西周的历史就清楚了大半。”哲深以为然。

哲将考订后的《何尊》铭文恭录于下，以轶后考：

铭曰：“唯王命鄜（郑）宅于成周，復爯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父，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天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父，有爵于天。彻令，敬亨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史：赐贝卅朋，用作圃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共和国六十年己丑夏五月之望撰

己丑秋九月廿二日修订

毛家小子天哲识于浙江金华

何尊铭文，《集成》60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