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银梅的三篇小说，虽然写的是不同的故事，但我们却能从中看到同一种叙述姿态，在她的小说中，故事的叙述者与整个故事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她”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同时自身也置身其中，在参与的过程中去观察、描写，这是一种旁观的姿态，同时也是一种介入的结果。

在《假日》中，叙述者是一个逃离城市的作家，她到了一个临近黄河的村庄，在一个农户家里住了下来，在这里，她观察到了农户家的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对待老人的态度，他们女儿的恋爱故事。这对叙述者来说是另一个世界，与她在城市里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有幸福的家庭、安稳的工作，有精神上的追求与写作的爱好，还有一段半年的婚外恋。在这里，她以一种外来人的眼光，发现了本地的风景之美和另一种生活逻辑，同时与日常生活的远离，也使她得以重新审视自己。正是这双重的间隔，使她有了双重发现，并在此中确立自身的位置。

《风中片断》写的是一个看门女工马莲花的爱情故事，她为了给儿子看病，去舞厅伴舞，认识了浙江人小陈，与丈夫小童离婚，而小陈也无法托付终身，她又离开了他，最终又与小童复婚了。这样一个故事，也是通过叙述者冯月与马莲花在街头重逢开始讲述的，在不断的回忆、补充、穿插中，读者跟随叙述者一起完成了对故事来龙去脉的了解，同时叙述者的主观情感也为小说抹上了独有的色彩，其中既有物是人非的沧桑悲凉之感，也有女性之间相互温暖的情愫。

与前两篇相比，《爱情故事》是一篇更为出色的小说。故事写的是“我”出国20多年的朋友乔红从国外回来了，“我”和她是早年的金兰姐妹，二人寻找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国营小工厂、曾经一起看过《青春之歌》的东方红影院，却没有找到，只在百货商厦的六楼看了一场《花样年华》。从“青春之歌”到“花样年华”，时代的变化使他们无法寻找到旧日的踪迹，只有像梦游者一样走在大街上，而当年乔红“第三者插足”的爱情故事，曾经惊世骇俗，而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却只是一句——“那有什么呀！”

小说中“第三者插足”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当年的国营小工厂里，乔红喜欢上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技术员，技术员有老婆有孩子，在那个可怕的夜晚，“那位技术员的老婆领着一帮人拿着绳索家伙堵在了实验室的门口”，乔红与那个技术员被“捉”了。于是乔红让人们的唾沫星子给淹了，她竟然成了那时“最让人们所不齿的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插足的女子”。

在这里，值得玩味的是“我”的态度，“我”是乔红最要好的姐妹，但“我”并不理解她的恋爱，无法接受她的行为，这里的“我”代表了当时一般人的态度，与乔红敢作敢为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我的想法，乔红只是说，“等你以后有了爱情你才会理解我”。这说明乔红并没有将“我”等同于一般人。在乔红与技术员谈恋爱的时候，我是“电灯泡”，“当厂里关于他俩的谣言四处风传的时候，我能站出来为她辟谣，可正当我振振有词地替她到处辩护的时候，出事了，出了大事。”这里的“我”是介于乔红与一般人之间的，“我”虽是故事的参与者，但却处在故事的边缘，对故事的真正内核却并不知情。

20多年后，乔红从“美国”回来了，而那位技术员“现在挺忙的，在一家很大的化工公司做总监”。这里的“美国”和“总监”可以看作象征性的符号，它们象征着强势、财富与成功。这两位成功人士通过这些符号，将以往“第三者插足”的故事改写成了“轰轰烈烈的恋爱”，以往的那些不堪，似乎只不过印证了他们的正确，在历史与价值观念的沧桑巨变中，其他人都隐去了，只有成功者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而小说中最为有趣的部分，也就是乔红和“我”在寻找昔日踪迹的不同态度。乔红问，“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三人当时最爱看的电影就是《青春之歌》，我们三人一起看了很多遍呢！我想了想，说，我倒记得《青春之歌》是我俩钻在一个被窝里常读的一本书。乔红停下来盯住我说，还有电影，我们三人一起看了很多遍，谢芳演的林道静，你不能忘记吧？干我什么事！我凭什么不能忘记！但我没说出来，乔红的的这种状态不管是为了谁还是在感染着我。”

在这里以及在寻找“老厂”时，两人的回忆都发生了分歧，这是很有意思的。两人的回忆之所以不同，首先在于乔红是从外面来的，而“我”则置身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与日常生活之中，乔红是从“外部”视角来看，而“我”是从内部来看的；其次，乔红是有“故事”的人，故事使回忆变得更加丰富，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没有记忆展开的中心事件；再次，乔红是一个“成功者”，需要历史来证明现在，而“我”在小说中只是置身于日常生活中，不需要证明什么，也不需要从外部对自己加以肯定。这在对“黄河大桥”态度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很希望带乔红去看一下新的黄河大桥，因为它不仅留有“我”和乔红的历史印迹，而且铭刻着城市的记忆，但乔红对之却并无太大的兴趣，最终也没有去成。在这里，乔红感兴趣的不是城市的变化，而是个人的记忆，不是“黄河大桥”，而是自己的“青春之歌”。“干我什么事！我凭什么不能忘记！”——表示了“我”对乔红执着于个人记忆的不满，但“我没有说出来”，尽管没有说出，我们却看到了二人的不同，这是内部视角对外部视角的腹诽，也是没故事的人对“有故事的人”、普通人对“成功者”的内心对抗。

小说通过乔红的来访，在回忆与现实的相互交织中，写出了时代变化的仓促与现代人无根的精神状态，在这里，乔红无疑是“我”的一面镜子，她让我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身的现实处境。

如果我们将叙述者视为作者在小说中的投影，那么在以上三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韩银梅的写作态度：对别人的故事，她总是以极大的兴趣与耐心去关注，正如她在“创作谈”中所说的，“写作却将我训练成了一个善于聆听和静静观看的人。的确，我的周围，或者大千世界，每天每时所发生或上演的人间悲喜剧接踵而至。它们那种真实性，直接性，擅变性和突发性紧紧地攫住了人们的好奇心，仿佛生活之外任何解说都显得乏力和无味！”但最终她穿越了别人的故事，在叙述中完成了对自身的省思与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