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闲言：上周末写了《西城人物：五疯子之花栖木》，本来是想为自己的长篇小说《西城故事》做准备的，没想到放到博上之后还挺受大家的欢迎。那些看上去就让人觉得抬不起头来的溢美之词，既让我看了羞愧难当，又让我感到是一种激励。所幸大家都喜欢这样的故事，我也就坚定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且看北京市西城区某院子里的五个疯子（精神病患者）之二喜旺叔的故事——

喜旺叔的老婆旺婶儿长了张俊俏的“羊脸”（两侧颧骨突出）。老话儿说了，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旺婶儿没用刀，也没用任何东西杀死喜旺叔，倒是被喜旺叔七斧子砍在脑袋上致死。直到那时侯，谁也不能说喜旺叔是个疯子（如果撒酒疯儿除外的话）。喜旺叔左眼眶里安了只狗的眼睛，另一只则是雪亮雪亮的。按照现在的标准，他连视力残疾人也算不上。喜旺叔是个众人称道的“大拿”，就是那种工厂里的高级技术工人。没有什么工艺是他不能够的，虽说瞎了一只眼睛，车起零件来却是从来不用卡尺。也就是俗话里说的那种“目光独到”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风景这边独好”吧。不过在说喜旺叔的故事之前，还得说说我们住的那个院子。因为五个疯子中的四个都在这院子的西屋住过。

还是那个清末某王爷为了养女人而改造自己家马厩形成的院子。和老北京的品牌标志四合院完全不一样，这个院子开的并不是正门，而且进了那个只能算是角门的门，也没有迎面而来的高大影壁墙。院子里就和标准的四合院更不一样了，只有北面五间正房，南边的还是后来王爷养了何奶奶之后才建的，为的是给厨子、老妈子、看门的什么下人们住。院子东西两面也没有厢房，东面就是厨房和茅房，西面简单搭建了一个柴房。

王爷故去了之后，没有多少积蓄的汉族大脚女人何奶奶为了拉扯两个女儿，只好先后把南面的五间房子（下人们早已经用不起了，只留下了个厨子兼老妈子的乔妈）、北面的两间正房租了出去。后来觉得租金还是不能贴补家用，就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把西面的柴房也托人出租。这样看来，木材商人和花栖木要算是柴房的第一任住户。也是他们，才使那地方被称做房子的。

1966年10月，我爸爸从工作的电子管厂娶回了比他年长3岁的师傅，新房就是花栖木住过的西屋。转年8月，我开始居住在那屋子里。我爸爸妈妈的结婚和生我看上去没有什么时间的问题，但问题出在我妈妈后来一直强调，在我之前她还流产过一个3个月的女儿。这样一看，即便我妈妈流产之后只休息了2个月，我那没出世的姐姐的做胎时间也会有了很大的疑问。不过这不是这个故事的讲述内容，就先按下不表了。

上一篇说过：“我奶奶虽然大字不识，但我爷爷也带她听过许多戏文，因此深明大义，对人情世故也是看得极透。”得知我的腿“出了毛病”之后，她就开始抱怨那间花栖木住过的西屋风水不好，不吉利，是那屋子害坏了她孙子的腿。过了不久，正好南面正中间房子的租户搬走了，我们就住了进去。直到我18岁。

我们搬家之前，南屋经历了两次变革。一次是因为何奶奶给大女儿瞧病急着用钱，把南面五间房子一起卖给了一个张姓人家；一次是所有私房交归国有。其实南屋比西屋并没有好上多少，面积几乎相等，而且不如西屋能够采到一点点阳光。最可怕的，是它后面的胡同就是出现插着带有一截红线的绣花针的扫帚疙瘩的那个厕所！好在那时南墙上还没有开窗户。否则站在床上的弟弟一定能够看到厕所里又不知被谁放进了一个小扫帚头儿。

我将要上小学的时候，喜旺叔一家就搬进来了，一直住在西屋。除了他的媳妇儿旺婶儿，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大乖和二乖。我们4个男孩子各自相差2岁，我们兄弟在两头，他们兄弟在中间。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院子里的人们乘机盖起了大大小小的“防震棚”。每家都在抢地盘，我奶奶和何奶奶为此连葡萄架都拆了。我们家也在房檐下接出来半间，喜旺叔也找来徒弟，在西屋东侧盖起了一大间。那年月，工人阶级最大，谁也惹不起，也不敢招惹他们。就这样盖来盖去，原本挺豁亮的一个院子，出现了崎里拐弯儿的“地道”。当然地震过去以后，谁家也不会把已经住了人的“防震棚”拆掉了。

前面已经说过，喜旺叔是个能干的男人。他个子不高，从搬来时就一直梳着锃亮的“汉奸头”，还每天浓浓地抹了许多头油。头油使他中分在两边儿的头发形成两个独立的整体，看上去很象在脑瓜儿顶上扣着两个黑漆漆的瓦片儿。除此以外，喜旺叔和人打招呼的时候也颇有几分“汉奸”像，总是满脸堆笑地点头哈腰儿，好象院子里住的都是“太君”。我那时就常常想，如果喜旺叔趁一个礼帽儿，每次和人打招呼的时候就把礼帽儿摘下来搂在怀里，那不活脱脱就是汉奸了嘛！不过直到他46岁那年也没人见他戴过礼帽儿。那一年他被警察如临大敌地拷走了，想来也就再没有了戴礼帽儿的机会。

喜旺叔和人打招呼的时候虽然很有几分“汉奸”像，但是说到底他不是汉奸，而且和汉奸一丁点儿也不沾边儿。相反，他即便有高超的技术，也是个极其谦恭的人，对大伟那样的小孩子都是极礼貌和亲切的。据他自己说，他平生最尊敬和崇拜的人只有大伟的爸爸他叫“福生哥”的一个。虽然对方只是个文静的、皮肤比女人还细嫩的男人。喜旺叔好喝酒，喝罢了就躺在地上耍赖，样子倒是相当地可笑和可爱。然后被旺婶儿薅住衣服领子拽回家去。为了能够经常顺利地拽他，旺婶儿连家里的门槛儿都拆了。记得有一次，可能是二乖在学校里受了欺负，喝了酒的喜旺叔就从家里捧出一双没怎么上过脚儿的紫红色皮鞋来，立在当院儿大叫：我把这鞋买了，给我儿子买玩具去！还有最可怕的一次，他居然趁着酒劲儿抠出了那只假眼，追着何奶奶让她看，让她做证。幸亏何奶奶是大脚，一溜烟儿地跑了。喜旺叔立着的时候，旺婶儿是没办法薅住他的衣服领子把他拽回家去的。这个时候只有“福生哥”一声低低的却毫无底气的呼喝才能镇住他。可爱的喜旺叔还是个爽快的性情中人，没喝酒的傍晚，就把大乖和二乖赶到外屋，拉着旺婶儿到里屋去“爱爱”。他家的西墙是有后窗的，下班以后，搞完副业（贩卖蔬菜）的力哥就把板儿车锁在他们窗下。一些喜欢趴窗户的孩子就有利了。随后他们便喊，瞧一瞧看一看啊，大乖爸正光着大屁股一撅一撅的在床上拱呢。喜旺叔听了也不生气，还嬉笑，出其不意地逮住那坏小子就说：不拱你他妈小子哪儿来的啊！

说起那砍在旺婶儿头上的七斧子，就必须要简单介绍一下旺婶儿这个人。旺婶儿是唐山人，嫁给喜旺叔才得以来到北京，但她竟然能够说得一口标准的“京片子”，连骂街都能和我奶奶有一拼。旺婶儿不只是比喜旺叔年轻漂亮，而且年轻的多漂亮的多。如果不是家境贫寒，喜旺叔是做梦都娶不到她的。漂亮的女人通常都是心灵手巧的，上天一般都把优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比如葡萄珠。旺婶儿当然也不例外。家庭妇女的时候，她总是从合作社领些白布回家绣花儿。旺婶儿绣的花儿总是又快又好，听说还出口换来过外汇。

经济刚刚复苏后不久，一向深居简出的旺婶儿竟然一鸣惊人地承包了一个汽车靠垫服务部，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弄出了个远近闻名的“4S店”，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院子里的第一个双卡收录机是她买回来的，第一个冰箱是她买回来的，第一个彩电也是她买回来的。但是第一个电视却是何奶奶家买回来的。她家在昆仑电视机厂有熟人儿，能弄来“票儿”，而且是内部价儿。热播《大西洋底来的人》的年月，电视可是稀罕物儿。谁家有电视，谁家就高其他人一等，就是身份的象征，说话都硬气，吐唾沫都砸坑儿。虽说那时的电视都是黑白的。孩子们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吃罢晚饭就到人家坐着等着瞧电视去。人家就说今天“没电视”。大人们是知道今天有没有“电视”的，知道人家是不乐意了。起初“没电视”还能骗骗孩子，后来连孩子也骗不了了，有电视的人家只好把电视搬到窗台上，对着外面放。有没有电视的人家，都得搬着板凳儿坐院子里瞧去。因为瞧电视，邻居之间闹过不少矛盾，旺婶儿那时就明着说，等我家买了电视，大伙儿随便来瞧。话也是兑现了的，彩色的，也不搬到窗台上，就请进屋里来瞧，还给大人备了茶水和瓜子儿，给孩子备了糖块儿。家里热不怕，院子里的第一个电风扇也是旺婶儿买回来的，不仅会摇头儿、能定时，还是落地式的。

旺婶儿当然不屑经常和邻居斗气儿，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和国民党的军官遗属还不足以引起她全部的兴趣。贫穷使她谨慎，富有使她大度。那时侯旺婶儿早就不给合作社绣花儿了，单位里的汽车靠垫她一点儿也不用做，每天就是忙着找客户、拉着他们签供销合同。因为要拉生意，免不了就经常有经理模样的人找到家里来。旺婶儿对喜旺叔那是极好的，有钱了还打扮他，给他买很好的西服、很好的领带、很好的蛤蟆镜和很好的酒，还有比那双紫红色的还好的皮鞋。后来竟然还给他买了一辆长得只能趴着开的摩托车！虽说喜旺叔只开了两天就被迫把车送给小舅子了，虽说他们之间的“爱爱”一天一天的少多了，他每天还都是兴高采烈的。喝酒之前，喜旺叔还记得把很好的西服脱掉，但他还会留着背心儿。背心儿是用来让旺婶儿把他薅住拽进屋的。但是那样的情景，后来已经很少见了。喜旺叔喝高了躺在院子里的地上耍着既不可笑又不可爱的赖，旺婶儿就在屋里喊：不要闹了，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你就这么造吗？

那段日子，尽管喜旺叔和旺婶儿丝毫不曾张扬，生活已经很让所有人羡慕甚至嫉妒了。女人能够赚钱、而且能够赚了大钱，闲话绝对是天经地义的。我那天和大乖在他家的外屋做作业，旺婶儿和一个开着“212”的经理回来了。见他们进了里屋，大乖就给我拿了糖块儿吃，还放起了一盘邓丽君的磁带。半个多小时旺婶儿和那经理出来的时候，她的裤子换成了裙子。

“福生哥”是听了大乖的一声惨叫才冲进他家的。那是旺婶儿裤子换成了裙子不久后的一个夜晚。若干年以后，我爸爸告诉我，他来不及看清楚屋里的情形，迅速做了下面几件事：夺下喜旺叔手里血淋淋的斧子；一把把大乖推出屋子（二乖那天去了爷爷家）；叫来铁球哥让他去报警……

警察来的时候，喜旺叔的酒已经全醒了。他完全不害怕，也不做任何反抗。尽管如此，警察还是给他戴上了手铐。弟弟那时和院子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被妈妈紧紧地搂在怀里，还被牢牢地堵住耳朵。我听见有陌生人说：死了，七下呢。我还最后听见喜旺叔说：福生哥，我要是有你这么白就好了。我甚至还听见，喜旺叔“嘻嘻”地笑了两声。

我始终不知道，旺婶儿被喜旺叔的砍死是不是和她那次裤子换成了裙子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保证，这件事我只是深深埋在了自己的心底。

司法鉴定证明喜旺叔事发时精神病发作，因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喜旺叔是疯子吗？我至今还不好确定。我能确定的是，大乖从那天开始，总是边吃糖块儿边听邓丽君的磁带。他疯了。

若干年以后我才懂得，女人是可以先套上裙子再脱掉裤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