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族地区，中国古代的成功政策叫做“羁縻”。所谓“羁縻”:就是对民族地区和各民族百姓及部族上层，一方面要“羁”，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另一方面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在合适的条件和时机下，再行“改土归流”，使之成为中央政府令行禁止的直辖地方。今日所谓“民族地方自治”，也大抵是对这一政策的一种借鉴与继承。不要小看这个“羁縻”，你要有决心、有信心、有手段、有魄力，是你的就绝对跑不了，你要有耐心，要容得人家有那么一个发展阶段、适应阶段，水到渠成了，“羁縻”地区自然就变成了天朝郡县，土官也会换成流官。千万不要性急，性急了，超越阶段则愈速不达，后患无穷。宋朝初年李继捧献“定难五州”，便是最好的例子。

定难李家自李彝兴开始，子光睿、孙继筠皆无愧大宋，谨慎朝贡、兴兵助战，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太祖皇帝对他们“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宋史·张方平传》）。具体地说，就是认可当地推举的少数民族首领，让他统管自己原先所辖的州县，然后加官晋爵，让他们世代相沿袭。“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基本就是民族自治了。赵匡胤其实是学的早在唐太宗时的办法。虽都是节度使，包括据有府谷的折氏，这些外族节度使在政治上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与内地将帅差别很大，这便是内外有别、区别对待了。故而宋初的宋夏问题并不突出，相安无事。“太祖之兴，虽不勤远略，而向之陆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节，虽奔走僵仆而不避，岂人心之有异哉？良由威德之并用，控御之有道也。”这“控御之道”，就是正确的民族政策。

太宗得位不正，急于立威兵事，恢宏祖业，光大华族。做为结束战乱，扫平宇内心的二任帝，他老先生心下里难免没有想仿效唐太宗的意思。这本也是一件好事，匡义“沈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于是我们看到了，“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土。”继而讨灭北汉、俘刘继元、毁太原城。在这个意义上讲，五代十国的最终的终结者还是赵匡义。但在“定难五州”问题上，太宗不是去调解党项人的内部矛盾，而是采用取消定难军政权的做法，明显是错误的。

先不说这种做法，是否与上述的太祖时期，对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既定方针相背。这个错误，在政治上就先失一招。定难李家累积战功，无负赵宋。在鞭长莫及，势力远未能完全掌控定难局势的情况下，贸然轻开边衅，乘人之危，取消“许之世袭”。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何况继捧献地，并非真献，本该仍“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正可在党项人里树立天朝威信，安定西北番夷之心。而太宗皇帝却不察真伪，断然收取五州。结果激化了西北民族矛盾，前门驱狼后门进虎，李继捧去了，李继迁来了。前者尚可制约，后者就是个极其顽强而难以对付的敌手了。平白替李继迁做了一桌酒席，剪除了党项族内相对温和派，让具有绝对野心的酋豪趁势叛宋自立。作为族内的强硬派，李继迁早有统一党项民族，坐大西北势力之意，只是苦无时机和号召罢了。这下好了，一切都有了。于是以夏州为中心，东北到府州、麟州，西南到环州、镇戎军，西到大河两岸、贺兰山下，北到河套九曲的党项人，在所谓“民族存亡”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大宋呢，得五州而乱六路。自此终宋之时，西北边防岁无宁日了。

作为军人和政客，大致是要读中外两本兵书，一为东圣孙武子十三篇兵法，一为西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我们这里要说说的是《战争论》。为什么读它？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没打过什么仗，可他使战争成为了一门哲学，使自他之后读《战争论》的军人、政客，以及许许多多的普通读书人，用一种哲学的角度来思考战争、反思战争，反思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各国政治家都习惯引用他的著名言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所有军人，都喜欢克劳塞维茨紧接着说的另一句名言，“战争是无限制使用暴力”。在“定难五州”问题上，战端一开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打赢了就是正义！何况，李继迁领导的对宋战争，不仅使宋朝沿边人民损失惨重，而且还直接损害了党项人的利益。故而，尽管对于恢复和巩固民族地方政权，使党项族雄居西北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其性质而言，则并不具有正义性。

李继迁是个高明的对手，他把“和”与“战”都作为一种手段，久战力疲则用“和”，搞搞和平攻势，展示一下新版本的“西北和平路线图”；力量继续得差不多了，从宋人那里的赚银子的也不少了，就立刻对宋朝的边塞军州搞“定点清除”。这是夏人的既定主张，我们看这场百年战争都是如此。在此形势下，宋朝只能破釜沉舟，坚决打下去，打出一个和平才好。因为连年战乱，党项人也拖不起了。党项人的“掠夺式战争”，也是可以克服的。可是新任皇帝赵恒却派想和继迁议和了，这“和平”的条件极其诱人:“割河西银、夏五州与之”！出这主意的是著名的诗人——王禹偁！这一割不要紧，便开了割地求和之先例。而至此，对于李继迁，他梦寐以求、混牵梦绕的恢复祖宗基业，重振定难五州的夙愿，已完全实现。但“定难五州”并非他李继迁的最终目标，五州岂能容得下他？他的最终目标是开疆扩土，雄霸西北，建立西夏国家，与宋辽争霸。

割盲肠，老舍先生认为基本可以算是一件好事，再不会“自己放了警报”；割胆囊，吾友李老师认为那是一件最终可以解脱的幸事，再不会疼得满地打滚、热泪盈眶；割包皮，同学丁君认为完全是人生中的一件爽事，自此“成人”矣。可割地求和的“割”呢？

李继迁之志不只是区区五州之地，除了那祖业五州，他首先看中就是灵州了。

灵州，自西汉惠帝四年（西元前191年）置县之后，便是整个宁夏平原的政治、经济中心，故而亦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昔始皇帝遣蒙恬北击匈奴，因河为塞，筑神泉、浑怀二障以备边患；至北魏，这里则成了是西北军事重镇；皇隋之有天下，在此置灵武路行军大总管；后来唐太宗时代，他在此接受铁勒九姓的归附，用他那飘逸的右军体行书，挥毫写下了“雪耻酬百王，除凶极千古”，此地乃又名“受降城”；开元九年（西元721年）为防御突厥，置朔方节度使，灵州成为唐朝在西北地区最大的军事重镇。“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李亨在灵州登基即位，得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襄助方能集天下中外之兵而平安史之乱，为中唐之兴打下了基础，使之逐渐成为平叛时期唐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同时这里的“参天可汗道”、“灵州大道”，又是丝绸之路重要孔道，李唐中兴于此，俨然便是都城气象了！到了宋代，随着西北国防线的退缩，这里依然是边防重镇。

灵州，位于黄河上游、河套以西，土地肥沃，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水草肥美，农牧两宜，且有汉延、唐徕诸渠水利之便，宜屯宜垦。又居于夏州之西，地接贺兰，带引黄河，地位冲要。在灵州以西的西域要道河西走廊有甘州回鹘。灵州的西南，则广布吐蕃诸部。因而，灵州成为汉、回鹘、吐蕃和党项各族争夺的焦点。吴广成《西夏书事》言:“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腰，西凉为尾”。腰子是重要的，我每次吃烤肉，必然要上一大盘儿腰子。倒不是虚，我守身如玉的，关键是腰子它重要啊！李继迁也认识到了，宋人也认识到了。继迁欲攻略河西，经营西北，坐大平夏，则必争灵州。宋有河西则可夹击于夏，夏据河西则无后顾之忧。如是，宋朝有不能不守、不得不守的苦衷，不然关中无备，国本动摇。灵州军民人吃马饮的全赖关中补给，转饷瀚海，千里跋涉，实属艰辛。李继迁就是吃准了灵州孤悬，粮饷给养是宋军的大问题。遂作“利则战，不利则退”长期围困的战略，先后三攻灵州。宋咸平五年（西历1002年）三月，继迁“大集蕃部”，断绝粮道，扫清外围，会攻灵州。灵州知州兼都部署裴济血书叩阙，奋力死战，以身殉职。至此，这座“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的孤城，终于按照李继迁的既定计划，瓜熟蒂落般地落入了他的手中。灵州改名“西平府”。夏人旋渡黄河，越贺兰，再克凉州。至此，河西沦丧。

昨夜披览《读史方舆纪要》，得顾祖禹之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城。”反论之，河西不固，西域必失，秦陇危急，关中有虞。前文已经论及河西是东西交通要道，历经百代经营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这里宜耕宜牧，又是中原战马绝佳的供应地。具有重要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意义。河西诸州与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着中原王朝的盛衰，保住了这两个重要战略区，就是一个兴盛的朝代，反之就前景堪忧了。

人太顺了，就有大危险了。李继迁也是如此。在得了灵州、凉州之后，他不免志骄意满起来，终为凉州吐蕃六谷部潘罗支所乘。潘罗支伪降，暗中集兵数万，乘继迁不备，于三十九井地败之。李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不久箭创发身亡，其子李德明继位。日后，李德明“僭越”帝制，追尊乃父“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

“武宗”，一个标准版本的开国皇帝，开启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