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克菲尔德到贾君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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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期，一个名叫韦克菲尔德的男人搭乘一张小报从阴郁的伦敦街头飘洋过海，来到了美国东海岸一座同样阴郁的港口小城萨勒姆。这张报纸被一个名叫纳撒尼尔·霍桑的青年捡到。1835年，贫穷而痴迷于鬼怪故事的小说家霍桑，以韦克菲尔德古怪的传奇人生为故事原型创作了一篇同题小说：《韦克菲尔德》。次年，他离开了萨勒姆。一百年过去了，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从霍桑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文字中重新发现了“韦克菲尔德”，并给这个人物赋予了新的气质。按照博尔赫斯的说法，韦克菲尔德是一个“自我放逐者”。这样的人在19世纪的欧洲应该并不多见。然而，到了20世纪，在强大的工业文明的挤压之下，伦敦、巴黎、纽约，甚至上海，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不难看到韦克菲尔德似的人物：他早晨平静地离家出走，到了晚上他却没有回来，他再也没有回来，因为他在内心的魔鬼的簇拥下走上了那条“不归路”，而那条路恰恰是一条单行道。

霍桑显然没有预料到韦克菲尔德会在他身后一百年泛滥于世，更不会想到有人接过了他业已枯涩的蘸水笔，继续挖掘起这一主题来。这个人就是后来影响整个20世纪世界文坛的弗兰茨·卡夫卡。他们之间根本性的差异在于：霍桑最终让韦克菲尔德回了家，而卡夫卡让韦克菲尔德彻底迷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卡夫卡之所以能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比他所有的前辈更决绝，更阴郁，更冷酷。

回不回家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从《圣经》到《荷马史诗》，从摩西到奥德修斯，当人类挣扎着从子宫里出来，回家之旅就已经开始了。在强权专制社会里，它的对立面是“流放”；在战争年代，它的对立面是“流亡”；而在自由主义时代，它摇身一变成为“自我放逐”。韦克菲尔德在踉跄中、在偷窥中、在暗自喜悦与沮丧里将自我放逐了二十年，而他们的子孙们却将自己放逐了整整一生。

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单行道？

1997年我曾试图在一篇题为《盲人游戏》的小说中探讨这个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朴”是一个墨镜搜集者，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朝霞”的青年，他在某个黄昏尾随一列盲人离开了我们的视野。“朴”的原型是我的一个未曾谋面的邻居，本市最早的那批出租车司机里的一个。出于好奇，我问女主人怎么从来不见她丈夫回家吃饭，得到的答案是：他死了。后来我才听说了那个男人的故事，那个我永远没有机会看见的出租车司机，早在四年前就离开了这个貌似温馨的家，毫无缘由，毫无征兆。事后的某一天，女主人在冰箱的冷藏层里发现了一沓用报纸包裹起来的现金，齐刷刷的一万元现金里面没有夹杂片言只语。我不知道那个男人在离家出走的那个早晨，脸上是否带有韦克菲尔德似的诡异的笑容，但我可以肯定，类似的人和类似的故事一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反复上演着。

果然，多年以后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闯进了我的生活。有朋友帮我推荐了一位家政服务员，负责打理家里的日常事务。我们相处融洽，直到有一天她提出辞职。她说她女儿要出嫁，不想让她再干更多的家务了；她还说她丈夫回来了。她丈夫？我这才想到将近四年来，我很少过问她的家庭，抑或是随口问过，而她自己一直避而不谈罢。现在要离开了，她索性用一周时间天天见缝插针地与我们谈起她的丈夫来。她称他为“前夫”，但事实上他们一直没有办理过离婚手续。那个千刀万剐的家伙还晓得回来？！一提到那个失踪了24年的“前夫”，女人就气不打一处出，用武汉话骂骂咧咧起来：女儿要结婚了，哪个晓得他是怎么晓得的，回来想当老丈人撒，没门……在她絮叨的声中我慢慢厘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她男人是个电工，24年前的一天下班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两个月前的一个黄昏，那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了家门口，“衣服脏兮兮的，头发都秃光了，他要是不说他是某某，我根本就认不出来，”她说道，更可气的是，他居然说他还是这个家庭里的一员……故事行进到此，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电工已经归来，不管我们这个变化了的人间是否还有人愿意接纳他，并不能改变他提前终止自我放逐的事实。

而出租车司机至今不见身影，他的故事还在持续。

基于日常生活中的奇迹、诡异和古怪，我很早就渐渐意识到，文学从来就不会高于生活，文学至多能与生活持平，而我们之所以迷信于文学作品的奇异，仅仅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着有限的生活，我们貌似平静地活着，没有洞悉到生活中固有的漩涡——那种日复一日的、在平静的表象之下潜在的推力，而恰恰是这种推力让我们前赴后继，悲喜交加，使得原本不值得一过的人生被我们过得生机勃勃，险象环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