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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泉州黄氏郊商的乡绅关系

厦门大学 陈支平

研究明清商人及商业史的学者，都注意到商人们与官僚士绅阶层的关系，以及商业资本向读书仕进之途的走向。然而对于商人们与士绅阶层到底保持一种怎样的联系，以及商人们鼓励子弟读书仕进的得失成败诸问题，却缺少较为深入的探讨。本文，我试图利用清代泉州黄氏郊商的族谱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一典型性的个案解析。

一

关于清代泉州黄氏郊商的商业经营状况及其与乡族的关系，我已经在2004年《中国经济史》季刊第2期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只要进一步分析这一家族族谱中有关族人经商的所有资料，我们就不难发现：清代泉州晋江铺锦黄氏家族虽然在郊行商业上取得了比较良好的发展，但是在实际上，黄氏族人对于事业的首位追求，并不是经商从贾，而是希望在读书仕进方面有所发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这个家族最先在台湾鹿港创建郊行并且取得很大成功的黄醇斋（汝涛）。正如在前面所论述的那样，黄醇斋在鹿港创办郊行取得成功后，先后提携二弟的四个儿子到鹿港经营郊行，事业又有了新的扩展。然而黄醇斋的唯一一位成年的儿子----黄春林（翼亭），以及大部分孙子，却没有使之成为郊行的继承人，继续从事商业活动，而是把他送进县学，千方百计地要把他培养成士绅的人物。

正因为黄氏族人在事业上的首位追求是读书仕进，所以我们在族谱中看到许多经商的家庭在商业成功之后，往往鼓励自己的儿子走科举的道路。如黄醇斋的侄儿黄遗章，经商有成，其子黄信园，“仰承父志，刻苦淬励，寒不炉、暑不扇，漏三下咿唔之声犹未辍寝。……戊申拜别叔母东渡，匆匆就试，获道宪杨公乐顾，取入郡庠第一。甲寅又蒙杨公复列之高等，补廪阅十五载。至戊辰得贡成均。”[1]黄约亭也是这个家族中经营郊行比较成功的族人之一，但是他的儿子和孙子辈也大多成为读书人，“长纯禧、次元吉，俱国学生。自纯禧出者，长瑞卿军功五品衔；次瑞锦，国学生；三培心、四瑞瑛，按察司照磨。自元吉出者，长瑞坤，国学生；次瑞荣，从九品；曾孙钦成，国学生；鹏程，郡庠生。瑞卿出联璧，台邑庠生，捐教职；联辉，从九品。”[2]黄衷恪在经商之后，“举丈夫子三：长廷茂，太学生，敕封奉政大夫，娶王太宜人、侧室王太安人；次贻谋，例赠武德骑尉，娶苏太安人，皆先殁。三廷熙，太学生。……廷茂出者八：安然太学生，娶郭氏；树芳，即用儒学，娶郭氏；锦琮，即用部主政，娶陈氏；伟大然，太学生，娶吴氏；树荣，业儒，娶王食，继娶高氏。皆嫡室王太宜人出。金国，即用营守府，娶陈氏，出继贻谋；兴国，即用营守府，娶张氏；数基，业儒。……”[3]黄瑞锦幼习儒业，因家计所迫改从商业，然“酷嗜书香，因家计舍儒就商，而经史图籍靡不建置，盖时时刻刻未尝不以诗书为念。平居尝告不孝（联璧）曰：‘吾房祖叔三峰公以进士备位参藩，盖山公以副选两莅花县，皆从诗书中来。尔小子亢宗率祖，舍诵读不为功。’故命不孝联璧习举子业。每面诲曰：‘尔父所望者，惟愿尔辈读书成立而已。尔宜善体父志，以得堂上欢心。’凡延师教不孝，必厚其奉，而款之甚周。盖今日不孝之得博一衿者，无非府君当日尊师之报也。”[4]据统计，“从乾隆年间开始，黄氏家族中镇派下在台湾求学取得学历者有黄拱辰（副举人，罗源知县）、黄钢水（贡生，内阁中书）、黄瑞英（按察司知事）等18人。”[5]

其实，读书仕进是一个成功率最低的行业。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之所以首先追求读书仕进，是因为读书得以仕进之后，不但可以取得高出普通民众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并且可以利用这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取得经济地位。黄氏家族的父辈们极力培养自己的子侄辈读书仕进，当然是希望儿孙们能够出人头地，为家族挣得高人一等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地位。然而，读书仕进能否成功毕竟把握不大。黄氏家族以其郊商的经济实力，把大部分后辈送进学堂，但是能够进入举人、贡生阶层的族人很有限。而不能进入举人、贡生阶层就很难成为所谓的士绅阶层，就无法得到相应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尤其是，当子孙们不能进入到士绅阶层的时候，又往往处于一种求功名不成、营生无方的尴尬境地。读书不仅不能仕进，反而成为家道中落的转折点。这种情况在族谱中也有反映，如黄醇斋的儿子黄春林，父辈对其寄望甚殷。醇斋“生平酷好典籍书画。……两构茅屋，一在锦里，一在郡城。当早岁东宁旋归，未遑卜居，即筑书舍延师课督儿姪辈。识者称其有志书香，谓先代三峰祖伯藩宣荆楚、盖山祖叔鸣琴东流，必能振起其家声。呜呼！，春林终岁抱经，一衿未换，奚克以慰父望也。”[6]由于黄春林读书未能成功地走进士绅的队伍，致使他的家庭很快进入贫寒之列，其第五子黄敦纪，所谓“自幼聪慧，众皆异之。以家计萧条，乃辍举子业，游太阳持会计。”[7]黄约亭是著名的鹿港郊商，其儿子辈中有黄敦堂者没有继承父业继续经商，而是试图读书仕进，但是未能成功，只能以教生徒为业，收入微薄，迫使他的孙子再次弃儒从商。谱载“先大父（敦堂）读书，……舍耕有限，入不供出。（府君）爰舍举子业而习计然术。”[8]再如黄遗章曾经商于台湾等地，立志把儿子黄以讚送学博科举，族谱载黄遗章“酷好古书子史经传语，有诗稿二卷。锐志书香，延师课兄（以讚）等，极礼之绸缪。兄少即能仰承父志，刻苦淬励。……（堂叔）翼亭公每以大器目之，钟爱特甚，极意培植之。岁戊戌，遗章公见背，兄年二十五岁，家计萧然，终鲜兄弟，赖佣馆以资活。”[9]读书仕进的失败，使得父辈辛勤经商的财富积累消耗，一部分读书的族人，不得不放弃举子业，重新走上祖、父辈经商从贾的道路。这也正是清代的许多商人包括泉州郊商往往都有着弃儒从商经历的重要原因。

然而，一方面是读书仕进的前景实在过于诱人，另一方面，单纯的经商行为毕竟只有一般的社会地位，如果能够兼有乡绅的社会地位，必然对于家族以及商业的发展有很好的帮助。于是，黄氏郊商们及其家族的另一种跻身于乡绅阶层的途径，是利用经商得来的财富，通过捐纳的办法取得功名，从而成为名誉上的士绅。在黄氏族谱中，这样的记载有不少，兹举数例。黄约亭的孙子黄瑞卿，“职晋捐从四品衔，貤赠恭人家冠服。”[10]黄衷恪之孙黄锦琮，“由俊秀捐主政家二级，得赠貤吾父（衷恪）、貤封吾母。”[11]再如换黄邦士，“公生平天性克敦孝悌，慈惠而外，又有知人之明，待人之诚，以故资财不较，惟白手成家，劳力自甘，至终身而无怨，古之孤竹延陵不是过也。当道光十四年捐国子监太学生，至廿九年复遵例捐输运本议叙按察司知事职衔，足以显荣素行。”其子黄正中也因“急公捐需奖叙直隶州州同职衔，并请封典，勅赠父为承德郎，母为太安人。”[12]至于黄宏度对于子侄们的捐纳更是热心，族谱记其行述云：

（府君）宏度世居泉之晋江南关外龟湖锦里乡，诰赠朝议大夫。……府君承先约兄弟各计分营，迨饶裕，又以其余分诸房亲。岁时祭祀婚娶丧葬之事，无不备给。先祖母外族府君悯其式微，爰出己赀付其亲以为祀费。凡诸戚族之念者罔有不济。府君念先五叔祖之提携，而於五叔祖之子若孙处之如兄弟姪焉。功弟联璧赴台试，府君望其售甚急，及游庠，喜而不寐。盖较不孝之获名也，更得意。今秋又以运米为捐教职。功弟联标幼侍府君，朝夕殷勤教育，视如己出。……咸丰辛亥岁，澎人洊饥告急於台之各大宪。府君奉宪谕倡捐赈输数百金，功弟联标之职衔，即是举所加也。癸年南京警闻、台府骚动，匪扰益急，城几危。道府宪诣行中谕府君与石君倡劝郊中暂借军需，府君力劝郊友，又自己倡捐借军需三千员，郊人向义，贼势寝衰，台府安堵。大宪嘉府君，力议叙府君六品军功、布政司理问，继复详请诰赠先大父四品职衔，诰授府君五品职衔。[13]

通过各种捐纳，黄氏郊商取得了某些功名职衔，并且荫及父母，荣及乡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通过读书仕进成败难卜的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族人对于仕进做官的企望，同时也提高了郊商及家族在地方社会上的地位。特别是商人们拥有一定的经济势力，一旦跻身于士绅阶层，或者与士绅结成紧密的关系，他们能够在管理和控制地方事务上取得更多的发言权和领导权，这样就同时具有了绅和商的双重身分，成为名副其实的“乡绅”的人物。

[1]《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以成：《皇清岁进士例授修职佐郎显考六十翁藉轩府君行略》。

[2]《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吴邦治：《皇清貤赠恭人八十有七龄显祖妣懿俭吴恭人誌铭》。

[3]《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步瀛：《皇清貤封安人晋封宜人八十有三龄黄母勤慈蔡太宜人墓誌铭》。

[4]《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梦丹：《皇清雍进士例授修职郎五十有一翁怡岩黄府君行述》。

[5]《泉州晚报》海外版2001年12月29日第三版，《寻根问祖·泉台铺锦黄姓一家亲》（下）。

[6]《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春林：《皇清赠乡饮大宾先严八十二翁醇斋黄府君墓誌》。

[7]《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璟章：《敦纪公暨妣静睦刘孺人次男培祝合葬圹誌》。

[8]《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梦丹：《皇清雍进士例授修职郎五十有一翁怡岩黄府君行述》。

[9]《龟湖铺锦中镇房黄氏族谱》，黄以成：《皇清岁进士例授修职佐郎显考六十翁藉轩府君行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