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童年痕迹
（一）、亢奋的年代

如果你本来一贫如洗，有人突然把地主富农的好土好地好房屋拿给你，告诉你说，这是你的了，你是国家的主人，可以当家啦！你能不感激涕零，能不欢呼雀跃？

“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红旗歌谣》）

“我”要“赶英超美”，卫星上天！帝国主义的末日到了，共产主义的天堂来了。吃饭不要钱，耕地用铁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我应该有一千个理由庆幸自己生逢其时？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3月，发布《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春潮涌动，人心振奋！

3月底，我在曾祖父留下的旧居右厢房里，用并不响亮的啼哭，宣告自己出生。

2010年春节在重庆，我与大跃进出生的堂弟和另外一些亲戚聚会，席间我二婶谈起我的生年。她说：“我记起来了，那是土改后不久，你妈生下你，得了很重的水肿病，起不了床，你二孃（二姨）过来照料你们。”二婶当然也是听说的，她那时还是开明地主“黄道元”未出阁的孙女。

我还是一下呆住了，这是第一次听人说起我自己出生时家庭的状况，似乎并不像通常想象的时代那么令人振奋。原来，在我们那里很流行的水肿病，也就是严重营养不良的病症，在大跃进之前，已经击倒了我的母亲。我出生了，母亲差点没了！我不能想象，五十多年前，一个脏兮兮皱巴巴的生命，是怎样躺在一个没有奶水的病妇怀里，另一个总是成天抹着眼泪的女人，怎样翻过山来照顾姐姐，使衰弱的母子得以活下来。母亲那时已经39岁。

我完全不记得其后社会和家庭发生过什么，我太愚钝，除了一个黑屋子的浮尘以外，直到“卫星队”出现，我记忆里一片空白。

卫星队是本生产大队的一个突击队，由支书率领，指到哪打到哪。他们派驻在我旧居左边的草房里。说草房，是因为曾祖父修下那通耳房后钱不够没有盖瓦，临时盖了麦草。我祖父没有盖上，我父亲辈没有盖上，解放了。房子不能说是你家的呢，卫星队想住就住啊。

半夜里，我被家人拖了起来，裹了衣服站在院坝里。我瑟瑟发抖，不是冷，是害怕。卫星队住的三间耳房火光冲天，噼噼啪啪爆响，一些烧着的柴草随气流飞到空中。这就是乡下人叫的“火老鸦”，如果落到附近的房屋上，就会引发更大的火灾。“救火啊！救火啊！”黑暗中人们慌乱地奔来跑去，有人到对岸的井里去打水，有人用木梯爬到相邻的、王婆住过的瓦房上，将水泼向烈火，并且蹬掉一些瓦片，以免大火闷在屋子里猛烧。

火终于扑灭了，曾祖父的未竟家业三分之一化为灰烬。

我还看到卫星队的另一壮举——制造“烟熏肥”。

把田里的水放掉，把田泥挖出来背到干地上，垒成碉堡形状，然后从山上砍了柏树来从里面点火熏。同现在乡下制作熏腊肉一样，田泥当然不能变香，但可以熏得黑乎乎的，据说这就增加肥效了。放眼望去，山沟里到处碉堡林立，烽烟四起。黑烟之间还星星点点飘着红旗。如果没有红旗，就证明那里出问题了，没有干劲或没有产量。要被“插白旗”，或者让这些落后分子举着一面白旗，在全大队游“沟”示众。支书左手叉腰，一面走一面对这些人骂骂咧咧，支书后面紧跟一个人，敲着铜锣，为他开道。

这就是我记忆里搜索出的一些最早的残屑。

（注：网上找这照片是炼钢，烟熏肥的土堆近似于此场景，但遍地烟雾，比这“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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