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决议，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以来，今年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记者特此走访了福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施晓宇教授。

记者：首先请您谈谈对世界读书日整体的看法和理解。

施晓宇：今天我在上课前问了2005级的学生，只有个别人知道“世界读书日”，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设立的。世界读书日是1995年设立的，整整13年了。在同年还设立了一个“世界图书日”，至今也整整13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文科大学生，知道“世界读书日”是起码的（笑）。尤其在“世界读书日”到来前夕，我们更不应忘记这个日子。

记者：我们知道施老师是福建省阅读学会的副会长，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会举办讲座，例如今年您就应邀于4月19日——“世界读书日”到来前夕，在省图为读者开设了一个名为《当下的时代与读书现状》的讲座。您认为怎样宣传和举办世界读书日活动能引起比较大的关注呢？

施晓宇：当“世界读书日”成为一种以纪念的形式出现的日子以后，凭借这几天的宣传推动，要想真正促进全民读书的活动开展，成效有限。尽管如此，有宣传、有推动总比没有好，意义是肯定存在的。如果没有一年一度的这个活动，我们对读书的日子恐怕会淡忘得更快。

记者：您在上学期间是否有关于读书的一些有趣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校园里的读书氛围又是怎样的？

施晓宇：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文革”期间，所有的书被基本被封存了，很难找到书看。上小学时，严厉的父亲也不让我读课外图书，认为会被“毒草”毒害。所以只有半夜偷偷躲在被窝里打开手电筒阅读——也因为这些好看的书，第二天往往必须按时还给同学。恢复高考考上大学，那个时候的我比较喜欢钻图书馆恶补中外文学名著以及各种文学报刊上当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的作品。当时整个校园的读书氛围十分浓厚，同学们晚自习抢占图书馆的座位简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就连晚上宿舍熄灯后，还要拿个小板凳坐在盥洗室兼厕所里读书，因为每层宿舍，只有这里有一盏瓦数很低的“长明灯”。那时读书真的是到了忘我的地步，久坐厕所之中而不觉其臭，常常看到半夜三更。冬天更是冻得鼻涕都滴到了书本上。有一次我读书读到忘形，凌晨三点了，突然忍不住大笑起来。惊醒隔壁的同学，大骂一声：“神经病！”这才记起人还在厕所里。

记者：作为一个读书爱好者，您有哪些喜爱的作家和作品呢？

施晓宇：至今读到的印象深刻的中国名著和作家有：《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太平广记》《封神演义》《啼笑因缘》，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王蒙的《青春万岁》《布礼》《蝴蝶》《杂色》，戴厚英的《人啊，人！》；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人生》，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鬈毛》，刘恒的《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黑的雪》，王安忆的《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叶辛的《磋砣岁月》，张抗抗的《夏》《白罂粟》《淡淡的晨雾》，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11月号上，因为真实再现当年凄美、悲壮的北大荒生活情景，引起知青和兵团战士的普遍好评），还有《爸爸爸》《归去来》等。

记者： 您觉得读书在一个人的大学生涯中摆在什么样的位置？

施晓宇：处于除了吃饭睡觉外最重要的位置。可惜今天有些在校大学生把读书的大好时光浪费在了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上了。不是说恋爱谈不得（当年我们可是真的不能谈恋爱，发现了是要被开除学籍的），而是说应该“革命、生产两不误”——换今天的话说就是“读书、恋爱两不误”。

记者：据我们的了解，现在大学生普遍热衷于阅读娱乐杂志，对于一些古典的名著却知之甚少，也有的人读书的功利化色彩过浓，您对这样的阅读现状有什么看法？

施晓宇：总体说来很不尽如人意。读书的刻苦精神与老一辈学长们比较相去甚远。我个人认为读书全靠自觉，靠老师、家长和其他人鞭策，效果很有限。遗憾的是，当今不少同学本该如饥似渴、千方百计地找书来看的，却反而变得如此被动。其实，强按牛头喝水是没有效果的，读过了也很快会忘记掉。这是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热衷于阅读娱乐杂志和相关书籍无可厚非。但是，在阅读这些时尚杂志、书籍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阅读中外的古代、现当代经典名著。一本经典名著阅读的收获不是多少娱乐杂志和相关书籍可比的。所谓“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李一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文革时期曾经提出一个“读书无用论”的口号，近期社会上又掀起了一股“读书无用论”的热潮，甚至有人扬言：“北大的学生都得卖猪肉了，我们还读书干什么？”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施晓宇：话说回来，即便是北大学生卖猪肉，也比一般大学生卖猪肉有新闻价值（笑），不是头条也是重大新闻，是不是？这个与高校的体制改革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高校产业化管理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偏见。包括现在许多高校设置专业都是跟着社会的潮流走，投其所好，而不是真正从做学问的角度出发。又比如这些年教育部实行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逼迫高校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甚至逼良为娼、弄虚作假，为的是应付检查过关，实质上许多“量化管理”对教学提高非但毫无作用，反而起到干扰、促退的作用。比如，中文系的有的课程，考试的科学方式是做作文，居然硬性规定必须要有标准答案。每个学生的作文理应提倡各有千秋、与众不同才对，鼓励创新、拓展才对，怎么能用僵硬的“标准答案”束缚住文科学生的思维与想象？类似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让大学生感到失望、厌恶，导致“读书无用论”的再度回潮。好在上级已经意识到不足，4月份刚刚开过整改会。2008年4月14日《福州日报》转载《北京晨报》记者的报道：

“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表示，目前高校教学评估过程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主要表现在评估方案对不同高校的分类发展指导性不够；评估过程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她要求评估工作要坚持做下去。教育部要求，今后将进一步规范评估工作。”

记者：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施晓宇：我倒不太同意鲁迅先生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是：“多读中国书，也读外国书。”而且我所说的读书主要是阅读古典名著，因为你们这代人古典名著的阅读根基十分薄弱。像我们学校的理工科学生居多，课业也比较繁忙，所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就是主要多读中国古典文学、哲学著作，当然也要兼顾外国的经典名著。从文学角度讲，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至少他的《安娜．卡列宁娜》，黑格尔的《美学》《宗教哲学》，以及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的《理想国》你们应该要读过吧。柏拉图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唯心论哲学家和思想家，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使唯心论哲学体系化的人。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记者：您怎么看待关于读书回归传统的热潮？比如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等等，都曾经盛极一时。

施晓宇：这个就叫缺什么补什么，这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官方和民间提倡。“百家讲坛”我也看过一些，有的演讲者评得确实不错。可是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国学，这是大众化的，带有普及色彩的，甚至个人主义的观点。它为了迎合听众的要求，常常降格以求。因为方方面面的听众层次参差不齐，于是就采用普及性质的讲法，不是真正的做学问。所以从国学的角度评判，它有时反而降低了自己的标准去适应大众、迎合听众，而不是有意识地提高学术水平来推动国学研究的深入。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百家讲坛”也正因为它的普及性，让更多的人对于传统经典有了基本的了解。

记者： 您能否为不同年级、专业的大学生就读书方面提点宝贵的建议？

施晓宇：我认为大学生首先应该读好本专业的书，然后尽可能多多涉猎课外读物——以中外名著为主。至于不同专业及不同年级的人的阅读选择，我认为不应该有什么偏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