哺育者戈福江先生

过了几天，罗裕昌与另外两位同学来看我，他带来一个木盒的自制收音机，他们说他现在是台北朋友圈中有名的修收音机专家。他送我的这一台收音机可以收听台北本地电台的节目，每晚除了新闻、音乐，多为日人留下的古典音乐和日本歌，其中我多年不能忘的是夜间听《荒城之月》，在音乐中忘记它是日本歌，有时会想起逃难时荒郊寒夜的风声犬吠，想想那数百万死在侵略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人，虽是我们痛恨的敌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们回家吧。初到台湾时处处仍见待遣送的日本人，看着他们瑟缩地跪在台北街头摆地摊卖家当，心中实在没有什么同情，但是也知道他们不是该偿还血债的对象。

台大外文系数十个学生，主要的课仍由两个日本教授上课，他们从未到系办公室来，我搬书到楼下图书室，看到有几个中年人出入，无人介绍也从未打招呼。不久剩下一位，第二年也遣送回日本了。

周末我总是回青田街，马叔叔常在台大医院餐厅请大陆新来的教授吃饭，有一些也是我父亲的朋友。那位大厨是台大刚由大陆请来的，在台北很有名。那时几乎没有内地口味的营业餐厅，所以去台大医院吃饭是很高兴的事。有时，我也会到戈家吃一顿家常晚餐。那时贻烈和俊贤开始迷上桥牌（他们后来代表台糖和台电桥牌队，赛遍台湾，是常胜军）。我在大学四年级曾和理工学院几位助教在团契学过，当然技艺不精，但他们请罗裕昌与我一组，耐心配合，有时戈桑在家有空亦与其他同学另成一桌。我以研究贯注的态度投入，也跟着他们看些专书，兴趣大得很，直到后来搬到台中，戛然而止。

那一年4月一个周末，我又去戈家。刚进门，俊贤说：“来看看贻烈的房间。”我说：“他不是已搬去台糖的宿舍了吗？”这时，戈桑从另间出来，打开那房间的纸拉门，眼前景象真令我惊讶莫名：在那原是8个榻榻米的地板上，繁花开遍似的是一簇簇、金黄的、啁啾叫着的小鸡！原来是戈桑近日来神秘忙碌，期待的第一批人工孵育的来杭鸡，我们有幸成为这戏剧性成功的第一批见证人！这些在手钉木箱，拉了电灯泡在固定温度下孵出的雏鸡，对长年饥饿的国人而言，简直就是黄金！由此开始，两年后，戈桑辞去台大畜牧兽医系的专任教职，40岁到台糖创办最新科学养猪事业。利用蔗糖生产过程所有资源，生产饲料，又与美国合作成立氰胺公司，研究畜产生长及防疫酵母粉，改良品种，大规模外销日本及香港，使台湾的猪肉更充裕。那些年，台湾实行9年义务教育，1970年至1980年，国民中学的教师薪津是由全省的屠宰税支付的！

戈福江先生（1913～1983），河北人，河南大学农业系畜牧组毕业。1946年来台湾农林处工作，成立畜产公司、畜产试验所。因多年担任联合国发展之山坡地畜牧发展计划的我方代表，而台湾的研究成绩已引起国际注意，所以很早即开始做国际科技交流。之后，创立台糖公司畜产研究所、养猪科学研究所，在竹北增设牛养殖场，36年间全心一志投入。因工作长年辛劳，罹患气喘痼疾，即使夜晚病发不能睡，白天仍奔波赴竹北，亲自照料初创的各种试验，观察评估各项成果。1981年退休后，客居美国加州，原以为加州气候有助于气喘的疗养，未料两年后突以心肌梗死症猝逝，刚满70岁。

噩耗传来，我也十分悲痛。数年后我们再去竹北，走进学生为纪念他所盖的福江楼（后为新计划所拆），似乎看到壮硕的戈桑走来迎宾，又似听到他洪亮的笑声，如同1970年研究所初创时，他亲自为我们讲解他的理想时一样。我一生以曾分享那个理想且见证其实现为荣。

回到上海结婚

在戈家的聚会日益增大，因为谢文津与孟宝琴带两岁的儿子也来台湾了。她原是俊贤好友，到台北建国中学教英文，孟兄进铁路局机务处工作，住在罗裕昌的单身宿舍。

罗裕昌有时和同学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常常去温州街找我，而且几乎每天上午打电话到台大。那时文学院只有两座电话，一在院长室，一在共同办公的总务室。电话一来，那位中年的陈秘书会到走廊上喊一声：“齐小姐电话！”我在众目注视之下实在很不舒服，更不知说什么才好。有一天，约在中山堂对面的朝风咖啡室见面（也许是唯一或仅余的有古典音乐的地方），我坦白说，胜利后这两年我无法投入新的感情，父母南北分离，自己只身一人来此，明知有许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甘于孤独，暑假仍想回去随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过了几天，他写了一封长信来，说他刚看了《居里夫人传》电影，感动得流下热泪，很钦佩她的毅力与坚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写入的理想，应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过去从未听过的，这样的宣示，伴随着强烈的爱情语言，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的我读来，是“很不一样”，甚至很有趣的。将近60年共同生活之后，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时重读，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在我们相识之初，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世为人的态度。和我敏感、好奇，耽于思虑，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够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处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别人的理智与坚强，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的保护吧。

我在台湾的朋友，俊贤、文津和在基隆港务局工作的程克咏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劝我应该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来。1948年暑假快到时，我给父亲写信，希望他来台湾看看这个人如何。我信上说：“罗君28岁，武大电机系毕业，来台湾即在铁路管理局工作，现在任台北电务段段长。9岁丧父，家境清寒，有姐妹4人，弟1人，母亲现居四川资中县家中。他很努力上进，很有毅力……”我父亲两次订期来台都临时不能来。到了暑假，我必须决定下学期是否留在台大。这时我母亲终于离开北平到了上海，父亲嘱我暂不必回去谋职，可先收下台大聘约。妈妈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不能一人在台湾结婚。

所以我8月回上海，得了父母同意，10月10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计志文牧师证婚定此一生。结婚前3日，裕昌受洗为基督徒。那时许多人已从北方到了上海，有些是政府派往东北，尚未接收，已经失守。大多数都只能困坐愁城，不知何去何从。那时上海的物价每日早晚都不一样，法币已贬值到提一袋也买不到食物的地步，所有的物资都被囤积起来。我们的结婚戒指是14K金，因为金子已买不到了。婚礼的贺客坐满了礼拜堂（原不想铺张的宴客饭店，临时加不出双倍人数的食物，分两批上菜，令人窘甚），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后的“十大天王”中的6位。我父母去世后我在遗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狱中写的《锣鼓喧天》及一幅字：

铁公，我敬爱您，十五年如一日。

十五年来，于快意时未忘您，于失望时未忘您，

饥时寒时哭时笑时更未忘您。

今在狱中遥祝您身体如春风般的强健，

默祷您事业如秋月般的光辉！

王非凡敬书 于北平敌牢

一九四五．七．七

这幅字写于胜利前1个月，我珍藏至今。这些人在伪满洲国做国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终熬到抗战胜利，由广阔的东北家乡到上海来，我的婚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几十条热血汉子，大声地谈着“夹着脑袋打日本”的艰辛往事。在上海所见，他们心中大约也明白将进入另一场噩梦。这些当年举杯给我祝福的人，也就是我父亲晚年萦绕心头，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