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虽算不得一代名相，但其在位时，提携了大批青年才隽，为北宋文坛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甚为后人所称道。当其罢相时，宋祁负责起草诏书。由于两人的座主门生关系，遂引出一段历史公案。

对于故事的始末，世间流传着两种版本：

据（北宋）魏泰《东轩笔录》记载：

晏殊非常看重宋祁的才华，为了方便交谈，在自家寓所附近为宋赁屋。一年中秋，宋祁赴宴，宾主饮酒赋诗甚欢，直至天明。第二天晏殊罢相，宋祁起草诏书，颇极诋斥，居然写出“广营产以殖赀，多役兵而规利”这样的话，而酒醉未醒。左右观者亦骇叹。

而据（北宋）苏辙《龙川别志》的记载：

晏殊当年为宋仁宗生母李宸妃（即民间故事“狸猫换太子”中的苦主）撰写墓志时，说她无子，只有一女，又早夭。仁宗亲政后，对此耿耿于怀，加上皇叔燕王说晏殊“此人名在图谶，如何用之”，所以想大加贬黜。亏得宋祁极力争辩，才以“广营产以殖赀，多役兵而规利”为罪名降两级，知颍州。

让我们先来看看晏殊被罢相的理由。所谓“广营产以殖赀，多役兵而规利”，意为多经营产业来增加资产，多劳役士兵来谋取利益。以今天的法律眼光来看，晏殊的罪名即是生活腐化，以权谋私。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按照大宋律例，晏殊的责罚和宋祁的措辞都没有问题，一切秉公执法。可奇怪的是，对于这项罪行，两位作者的措辞居然不同：魏泰《东轩笔录》用了“颇极诋斥”，认为宋祁对晏殊深文周纳，无中生有；而苏辙《龙川别志》用了“殊免深谴，祁之力也”，认为宋祁已经是用了量刑较轻的法律条款，拉了晏殊一把。

一份诏书，引出对宋祁人品的质疑：他到底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还是仗义执言的君子？

参考《宋史·晏殊传》，对于其罢相有这样一段叙述：

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坐是，降工部尚书、知颖州。然殊以章献太后（真宗皇后刘氏）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谓非殊罪。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1.弹劾晏殊的是孙甫和蔡襄，罪名是歪曲事实和以权谋私。

2.宋祁诏书中所引用的正是两人的奏章。

3.当时的人认为晏殊并无罪过，两项所谓罪名或有难言之隐，或是依法办事。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1.相关的程度副词是否宋祁添加。

2.若要让晏殊不至于“深谴”，宋祁是如何处理晏殊撰写仁宗生母墓志一事的措辞的。

要对一件事情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一定是建立在对相关资料的充分搜集整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一己的好恶，或者某些先入为主的意见。孔子早就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国名，夏禹的后裔）不足徵（证明）也；殷礼吾能言之，宋（国名，商汤的后裔）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强调了占有史料的必要性。

偏偏诏书的全貌已无从知晓，相关的史料又自说自话，历史果然只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真相只有一个，我们还能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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