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行都自有堂号，例如，银号行忠信堂、土丝行协纶堂、土茶行昭远堂、花生芝麻行宏远堂、旧铜铁行永胜堂、新铜铁行成金堂、咸鱼行厚德堂、省河酒行福志堂、广肇砖窑行合德堂、生土行同福堂、熟膏行敬信堂、花生行绵远堂、匹头行绵联堂等等。“七十二行亦均有值理”[8]，各行都有行头（或称行长、行老），并且有公箱（行内公款）。东家行和西家行往往有不同的堂号，如席行东家行是公正堂，包括9个商号；西家行是顺和堂，入会的有几百人[9]。

时人说，在广东“商各有行，行各有规；自为保护，自为推拓”，“无商律而有行规，乃粤省各商业之团体，即联结于此行规之内”[10]；“各行皆置立会馆，议定行规，公举行老董理其事。一行之中，凡货式之大小、工资之多寡，均有定章，同行各人共相遵守，不容混淆。有违例者，无论东家西家，行众定必鸣鼓而攻，不遗余力”[11]。1908年3月，车丝行鉴于丝价猛跌，集行讨论“维持丝业”，议定“四月初一停工，停缫新茧”；“四月内如有私缫新茧之店，确有证据，罚银一千两正，以五百两赏给指证之人，以五百两归行中公积”[12]。

“行”往往是本行业集体行动的组织者。1895年8月，广州驻军卓勇拘捕了三名机工，锦纶行具禀要求南海县、广州府释放被捕者被拒，锦纶行乃向督抚上控，数以千计的行众打着十一行、十八行、织缎行、织纱行、本地行、洋装行等字样的灯笼，在西关游行请愿。路经卓勇驻地，卓勇不敢出营[13]。

广州商人常常以行会出面参与慈善活动。如爱育善堂的总理“以十大行递年轮值”，通过“公举”产生，1895年底公举出丙申年总理是银号行、麦子行，而协理仍以乙未年的颜料行、鲜果行担任[14]。而“九大善堂之冠”方便医院，从1900年开始“由七十二行商担任办理”，“递年推举两行为总理，两行为协理”[15]。除了九大善堂之外，还有一些名气没有那么大的慈善机构，也是商人的行会按一定规章管理。如设立在广州城南关的寿世善堂，由“番禺在城当行、海味行、鲜果行、菜栏行、咸鱼行、蒲包行、藤篾行暨盐务递年轮流接管”[16]。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行会存在，从银号行、锦纶行清初的碑记，可知广州城早有不少行会[17]，由于资料散失，我们对各个行会的沿革知之甚少，但上文提到的行规、参与慈善活动等，广州与其他传统工商业城市的情况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七十二行”的第二种含义，是全体广州商人的代称，或者是广州城各个商业、手工业的联合[18]。像七十二行这样的联合体，在其他城市并不多见，本文主要就后一种含义作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