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龙源电力集团总工程师的杨校生，是1988年5月开始与风电结缘的，那时他在能源部农电司新能源发电处任副处长，主管新能源开发工作，后来随着国家部委以及电力体制的改革，他的“头衔”也几经变化，但始终没有离开风电，致力于风电项目的商业化开发，先后建成广东南澳、内蒙古朱日和、广东丹南合资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风电场项目。有业内专家说，“那时候风电场建设没有现在这般火，可杨校生却专注于风电场项目的商业化开发，为推进我国风电场建设产业化进程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做官员，他风电“务虚”

　　1981年12月，杨校生从武汉工业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二汽”，他在这家制造汽车的工厂呆了一年，就到中国农业大学电力系读研究生了，1986年7月毕业后进入水电部，但做的事情几乎与电无关。两年后，国家撤销了水电部、成立了能源部，杨校生进入能源部农电司担任了新能源发电处副处长一职，这才开始做起了与风共舞的事儿。

　　其实，那时杨校生所做的，更多的是职能官员管的那些事儿，看上去责任挺大，但对他来说却不一定是最想要的成就。研究生的杨校生很想做些研究的事儿，于是他实地考察，走遍了国内所有的风力发电站，写下了万余字的笔记，有些内容整理成了文章，发表在《新能源》、《科技日报》、《国外农村电气化》等国内多家报刊，有些内容则写成报告则交给了上级部门，得到了部领导的重视。

　　研究了中国风电实际，杨校生更想了解世界风电技术的发展现状。那时候，有两种渠道可以了解世界风电技术发展的现状，一种是参加国际交流会议，另一种是阅读国外公开的论文和资料，可是事实上参加国际交流的机会并不是自己能掌控的，于是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到了阅读和翻译国外风电技术论文和资料方面，先后编译并在国内报刊发表了《风电场设计》、《英国中央电力局风能研究》、《丹麦的风力发电》、《世界上第一个海上风电场》、《风力机械鉴定和发证管理规则推荐》、《风-油系统》、《丹麦的风电联网》等数十篇技术文章，引起了业界关注。

　　1988年到1992年，是杨校生“技术性”、“建议类”文章的高产期，有些观点在当时很具启迪意义。1989年8月21日至25日，杨校生受能源部派遣参加了联合国技术合作与开发署（UNDTCD）在丹麦召开的“国际风能研讨会”，回国后，他结合世界风电的技术趋势和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发展中国风电的4点建议，并在1990年第1期《国外农村电气化》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微型风电机（百瓦级）技术比较成熟，而大型风机（百千瓦级）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甚远，中国6个风电场所能够常年运行的风电机全部是进口的。大型风电机的设计和制造规律我国掌握不多，靠仿制和有限的科研很难在短时间赶上世界水平。建议引进大型风电机技术，组织国产化生产以改变这种局面，否则会极大影响中国风电事业。”事实上，后来中国风电产业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杨校生这一建议的前瞻性。

　　1991年，作为官员的杨校生参与了能源部农电司组织的“风力发电场使用调查”项目，从1991年12月形成的书样报告判断，这是一件极具历史价值和现实参照意义的风电场文本，今天读来仍能从中受到启迪。报告“前言”称，“根据能源部农电司下达任务，杭州机械设计研究所于1991年对全国7个引进机组风力发电厂（达坂城风电场、朱日和风电场、平潭风电场、南澳风电场、大陈风油风电场、荣成风电场、嵊泗风电场）进行了使用调查。考察风电场运营情况和进口设备在我国条件下的适应性、可靠性和经济性。本报告旨在提供系统的调查资料，供有关方面研究。”

　　这样的“前言”令记者感慨，在大批国外机组进入中国市场的后来，甚至到今天也没有后来者写出类似的报告。面对记者的感慨，今天的杨校生只是很含蓄地笑了笑。

　　做项目经理，他致力于商业化风场建设

　　杨校生说起到南澳建设风电场的事情时，首先提到了时任能源部部长的黄毅诚。杨校生说，黄部长是我国风力发电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1991年6月源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风力发电建设规划会议上，提出了“九五”期间风电装机要争取达到100万千瓦的目标，而当时我国风电实际装机还不足1万千瓦，这足见领导的气魄！杨校生说，黄部长率先提出要把风力发电建设成电力工业的一个“方面军”，一年安装几十千瓦，并就风电机组国产化研制、风电与电网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可以说，是黄部长代表国家吹响了我国风力发电进入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响亮号角，给广大风电行业工作者极大的鼓舞。

　　1992年，在黄毅诚部长的筹划下，能源部决定成立专业风能开发公司，这就是同年11月14日在国家工商局正式注册成立的“中国福霖风能开发公司”，从此拉开了中国风电场商业化开发的序幕。

　　回忆公司初创期的专业人员组成时，杨校生说，那时从能源部办公厅、计划司和农电司等部门抽调的几名机关干部，除了我负责管理过几年的风电项目外，其他人员大多不懂风电，但为了国家的需要，他们还是放弃了机关熟悉、安逸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待遇，依然投身到条件艰苦、前景不明的风电事业，“这让我深受感动，也使我感到肩上的责任。”

　　杨校生说，“福霖公司运作之初，得到了国务院‘煤代油’办公室的资金资助。”其实， “煤代油”是一个与电有关的时代名词。这之前，中国出现了大庆油田，甩掉了贫油的帽子，有些决策者就以为我们国家有很多的石油，用来发电没有问题，于是此后的一些新建电厂成了烧油的“主儿”，烧来烧去终于发现没有那么多的石油可烧，只好把那些烧油的电厂改造成烧煤的，这就有了国务院的“煤代油”办公室。有了“煤代油”办公室的资金资助，福霖公司风电开发工作终于正式启动，担任副总工程师和项目经理的杨校生自然走到了风能开发的一线。

　　当时国内还没有人做过风电场项目，杨校生遇到的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和操作难题，比如风能资源分析、风电场可行性研究、风电场选址、风电场设计等等，都找不到现成人手，甚至连项目怎么审、找谁批都没有明确的方案和对象，这可难坏了杨校生。怎么办？一切只能靠自己解决。

　　他想到了能源部杭州机械设计所的陈光孝等几个搞过风电机组设计的技术人员，就把他们请到北京来，集中在北京城乡贸易中心的21层，“闭门”做项目报告，历经几十天的努力，终于在1993年4月编制完成了《广东南澳风电场可行性研究报告》、《内蒙古朱日和风电场可行性研究报告》。杨校生说，“这是中国最早的风电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风电商业化开发提供了借鉴。”

　　有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杨校生就信心满满地带队来到广东南澳岛。

　　南澳岛地处广东省境内的台湾海峡喇叭口西南端闽粤交界附近的海面上，连同其他周围诸小岛，同属广东省一个县岛。由于台湾海峡的“喉管”效应和迎风地形突起受到的动力抬升作用，气流在此得到加强，风多风大使南澳具有十分丰富的风力资源，南澳县素有“风县”之称。

　　“我们来南澳之前，南澳已经实施了三期风电工程，”杨校生说，“这为福霖在这儿实施公司化商业性运营风电项目提供了基础。”

　　1986年，南澳县政府把开发海岛风能列为海岛建设的一大工程，当年10月成立了“南澳县风能开发指挥部”，1989年5月2日成立了“南澳风能开发公司”，负责风能开发的具体实施工作。首期工程于1982年2月在大王山开始建设，引进瑞典新风公司2台圣铁克3号（sentic Mark-3）150KW和1台90KW机组，装机容量390KW，1989年6月并网发电。二期工程于1991年初在松岭山开始建设，引进3台丹麦Nordtank-130KW机组，装机容量390KW，1991年6月5日并入电网运行。三期工程1992年初在松岭山开始建设，引进6台丹麦Nordtank-150KW机组，装机容量900KW，同年7月并网发电。 杨校生说，中国福霖风能开发公司在竹笠山实施的风电项目是南澳风电的第四期工程，装机3000KW，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风电场项目。一到南澳，杨校生他们就感受南澳交通极其不便，生活条件也相当艰苦，很多的路只能靠双脚行走，而且地形复杂，山上乱枝丛生，藤条蔽道，这加大了微观选址的难度，致使风电场建设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怎么办？杨校生从当地请来老乡作向导，老乡在前面带着刀具斩藤开路，他和专家随后进行风电场微观选址的勘测工作，边行走边记录，这些原始记录成为后来竹笠山风电场机组列阵布局的依据……

　　回忆当时的生活艰苦难，杨校生说，那时回到驻地想洗澡也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他们住的房子后面有一个露天的蓄水池，他们喝水、洗漱都要从这儿一盆一盆地取水。“南澳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杨校生说，“不过，那时候一门心思在南澳竹笠山开发风电，再苦再累也算不得什么了。”

　　福霖公司在南澳竹笠山开发风电在当地产生了积极反响，汕头电力局、南澳县风能公司也参与到了风电项目的开发中来，通过几轮合作洽谈，最终在汕头抽纱大厦的一家小茶馆签订了合作协议。据协议，福霖公司、汕头电力局、南澳县风能公司按照50%、30%、20%的出资比例成立了“汕头福澳风力发电公司”，以其运作南澳风电第四期工程项目。按照协议分工，福霖公司负责项目整体规划、风电场设计、机组引进、塔架制造，汕头电力局负责风电并网，南澳县风能公司负责土建、设备安装，就这样一场分工实施、共同推进的风电开发“战斗”在竹笠山打响。

　　杨校生说，几经机组性能比较，又考虑到竹笠山山坡陡峭给运装带来的难度，他们最终引进了15台丹麦Nordtank-200KW机组，又在福霖鞍山风神公司完成了塔筒制造，自此风机设备终于位。值得说明的是，“这是国内首次自行制造塔架，自此结束了我国塔筒一直依赖进口的历史。”

　　那时候安装机组采用拉杆式安装法，先在地面把机组组装好，然后用绞车卷扬机将机组整体拉起，要比现在的吊车吊装困难的多。由于国产塔筒交货拖期，影响了建设进度，杨校生只好带领大家在冬季进行风电场施工，天气寒冷而且正值盛风季节，可以说，运装条件极其艰苦，困难重重，但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南澳竹笠山风电场终于在1994年年底建成，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并网发电的目标。

　　完成项目建设的杨校生回到了位于北京的福霖公司总部，但依然挂念着南澳竹笠山风电场。1995年4月的一天，汕头电力局的同志打电话告诉杨校生，说风电场有一台机组的机头掉下来了。杨校生得知这一信息后，当晚就和福霖公司的同事乘飞机飞往广州，落地后立即赶往南澳，上竹笠山的时候恰恰又赶上大雾弥漫，他们几乎是寻着风机叶片的声音接近风电场的，到了现场发现螺栓断裂是导致机头落地的原因。“幸好，机组在保修期内，”杨校生说，“按照供货协仪，Nordtank公司更换了机组机头，并进行了相关赔付。”

　　上世纪90年代是杨校生致力于商业化风电场项目建设的重要时期，那时候他在组织建设南澳风电场的同时，也参与了内蒙古朱日和风电场项目的建设。1993年内蒙古电业局与福霖风能开发公司合作，成立了内蒙古福霖风能开发有限公司，于1994年引进了10台丹麦Bouns-120KW和15台Nordtank-300KW机组。这些机组与原来的11台机组共同组成了一个总装机6800KW的风电场，标志着内蒙古风电事业从此走出风电场试验阶段，进入了联网风电商业化开发阶段。

　　那时候的朱日和、商都和南澳是杨校生出经常出现的地方，但他实质性工作时间最多的地方还是南澳。1996年，他所在的福霖公司与汕头电力局、南澳振能公司合作，以各占1/3股份比例成立了汕头南方风能开发公司。由于资金短缺，汕头南方风能开发公司直到两年后的1998年才真正迎来了“大开张”的时机。这一年的3月，他们利用美国政府的无息贷款购进10台美国Zond-550KW机组，在果老山建成了总装机容量5500KW的风电场。在谈到这一项目时，杨校生坦诚地说，“这一项目的教训多于经验，难说成功。”

　　杨校生解释，“Zond公司机组采用的是变桨技术，但当时并不怎么成熟，在进行协议谈判的时候我也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但由于代表美国谈判的那个华人态度比较强硬，尽管我们明知协议不平等，可最终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手里实在是没有开发风能的资金。”

　　杨校生担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风电场建成后，一直没有达到原设计的发电量，而且Zond公司的服务也不好，机组出现问题后一直不来维修，致使杨校生他们很被动。“后来，我们与荷兰Nuon公司合作时就汲取了某些方面的教训。”

　　那时我们依然处在“差钱”的年代，为了吸引外方投资中国风电场建设，国家采取了某种优惠政策，合资风电场项目可以获得较高的上网电价。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出资45%的汕头南方风能开发公司与出资55%的荷兰Nuon公司合作，在汕头丹南（果老山）建成了国内最大的中外合资风电场项目。该项目安装了40台丹麦NEG Micon-600KW机组，装机容量达24000KW，于1989年7月并网发电，开创了中外合作在中国建设风电场的先河。

　　杨校生在评价这一项目时称，由于享受较高的上网电价政策，外方在取得足够的效益后，就把项目的股份卖给了香港一家公司，尽管丹南风电场名称没变，但已经变换了实际控股方。接收外方股份的香港公司称，香港人是中国人，外国人已经做不成的事情，他们也许可以在大陆做成。换句话说，丹南风电场是这家香港公司进入大陆风电市场的跳板。

　　做龙源总工，他有三点建议

　　伴随着中国福霖风能开发公司的发展，杨校生由最初任职副总工程师兼项目经理，升职为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2000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杨校生所在的福霖公司归入重组后的龙源电力集团公司，他先后任龙源电力集团公司技术开发部、安全生产部、可再生能源研发中心主任以及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等职。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龙源电力集团公司的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63万KW，在同类企业中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六。

　　杨校生说，“历经十几年的发展，龙源已成为中国风电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龙源见证了中国风电的发展，是中国风电产业的一个缩影。”从这个角度看，立足龙源，放眼中国是杨校生今后风电人生的一个基本态度。

　　于是，杨校生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他的三点建议。“一是建议明确电网公司收购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配额。”他说，国家对风电的发电配额规定了强制性目标，但是由于没有把收购的配额配给相关的电网企业，因而就使风电发电方和和相关收电方之间出现了矛盾，不利于风电的发展，这是一个政策漏洞。因此，他建议国家应明确电网公司收购可再生能源的配额，而且两大电网公司的配额总量应大于各大发电公司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总量，这样可使小规模的风电发电公司也有发展空间。

　　“二是建议风电开发要兼顾地方的长远利益。”他说，由于风电价格较低，风电项目经济效益不高，对地方纳税的贡献十分有限，因而风电场项目对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难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不利于风电发展，所以希望有关部门要出台相关政策，以提高地方发展风电产业的积极性。

　　“三是建议构建国家风能预测和风力发电量预报机制”。他说，要利用国家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设施和宏观、微观气象数据，进行分析并作出精确的风力预报、风力发电量短期和中长期预报，为电网公司进行的电力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因此，他建议构建由电网公司牵头、气象部门配合的风能预测和风力发电量预报机制，以便电网安全调度和风电送出。

　　2009年已经57岁的杨校生，对我国风力发电事业依旧激情澎湃，还是那颗火热的“风电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