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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读《百年名院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

《百年名院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是2009年10月浙二医院为纪念建院140周年刚刚出版的一部院史。坦白地说，对院史、厂史、公司史之类的书籍，我兴趣不大。但当我收到这部还飘散着油墨香的新书时，“广济医院”这个名词一下子使我欣喜、兴奋起来，因为1952年至1958年，我在与广济医院一墙之隔的树范中学（现杭九中）读书，与这座浙江第一流的医院朝夕相处过整整6个年头。书是我高中时的老师徐重光先生寄给我的，他在信中特别写了这么一句：“供老树范人分享快乐。”

看了重光老师的信，我才晓得他与广济医院有着更深的感情——他母亲傅梅生女士16岁考入广济医院护士班学习，一生都在广济医院工作。去年，她97岁，亲笔为此书写了七千余字的回忆录《雪泥鸿爪忆广济》。在书的后记中，编者也提到，作为广济医院的“外甥”，重光老师曾经为编辑这本书出谋划策，提供史料，多方支持。

195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从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和广济医院董事会名下接管医院，改名“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杭州市民仍称其为“广济医院”。

浙二医院的情况，社会上知道的人较多，如抗美援朝时派出医疗队奔赴朝鲜战场，解放一江山岛时连夜派出医护人员支援临海战地医院抢救伤员，陆琦医师为周恩来总理治愈痔疮，楼福庆医师为多位共和国元老及外国首脑诊疗，以及牛惠生、朱焱、彭淑牖、赵易、陈瑞、郑树、姚克、王建安等名医在各个医疗领域的建树，都曾广为传扬。

《百年名院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记述的是浙二医院的前世今生。诚如张曦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浙二医院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与汗水，许许多多医护工作者为医院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名非医护范畴的读者，我最感兴趣的，是浙二医院的“前世”，即广济医院的历史。

1869年，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传教士麦多在杭州横大方伯租平房三间，设戒烟所，开始治病传教。1871年，由英国人甘尔德主事，取“广行济世”之意，改名广济医院。1881年，25岁的梅滕更医师携夫人到广济医院主事。梅滕更主事期间，于1884年在现址建成西洋风格的新院。此后，他又相继在松木场、葛岭等地创建麻风病院、骨科医院、痨病院，还创办了招收中国学生的医校，于1885年面向社会招生。这是中国第二所医校。医校设立在医院的余屋中，开创了医、校结合的先例。1926年底，梅滕更退休。医院因时局动乱陷入困境，英国圣公会派谭信接班疏理。1928年谭信辞职，苏达立医师接任院长职务，直至1951年。

从上面扼要的医院“简历”可以看出，梅滕更与苏达立两位院长任期最长。梅滕更长达45年院长生涯中，将一家简陋的以戒烟为主要业务的小医院，扩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综合大医院。苏达立任院长期间，正是中国多事之秋，日军占领医院近四个年头，苏达立本人及一些不愿为日方服务的外藉医护人员，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受尽折磨，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医院重整院容。在苏达立主事期间，值得大书特书的，曾经作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战区的后方医院，抢救过空战中受伤的飞行员，医治过十九路军的伤病员；在1937年杭州上空的“八·一四”空战中，为首次击落敌机的空中英雄高志航治好了臂伤，并在抗战中救治过一千多名国军伤员。日军于1937年12月24日占领杭州后，“放假三天”，纵容士兵奸淫抢掠，杭州一片混乱，“天堂”顿时变成“地狱”，无助的市民在惊恐之中四处寻找避难所。当时，广济医院就是城里规模最大的避难所之一。兼任杭州红十字会副会长的苏达立先生联合蕙兰中学（今杭二中）、弘道女中（今杭十一中）、仁爱医院、青年会等英、美慈善机构办的学校和医院，及时接纳难民，史载：“在城里疯狂烧杀掳掠最危急的时刻，曾经接纳过两万五千名之多的妇女儿童。即使在平时，它们所救助的妇孺也经常保持在一万名以上。”将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先生称为“杭州的拉贝”，我想并不过份。可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广济医院这段有资料可佐证的光荣历史，被湮没了。

书中刊出的356幅图片中，不少拍摄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还节录转载了当时人们对广济医院的某些印象，如1889年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毕晓普夫人在《杭州的教会医院》一文中写道：“这些慈善机构的协力合作，每年治疗受各种痛苦折磨的新病人超过一万四千多人。在官员中，从最高级别到最低的，都要求梅滕更和他的助手金伯大夫替他们看病……最近八年梅滕更博士机敏、和蔼和忠诚，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好的一个原因……医院也是一所有效的医科学校，那里常常举办医药和外科的课程以及临床的讲授……这家大医院是杭州的看点之一……”。郁达夫先生在1932年写的中篇小说《蜃楼》，以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作背景，将当时医院的环境和设施，以及医护人员的工作态度，都描写得细致入微。关于苏达立院长致力于难民的事情，英国记者田伯烈在《外国人眼中的日军暴行》中，收录了一位广济医师的信件，详细述说当时广济医院收容和帮助难民的史事：“对于医院以内的事情，苏达立院长一概不管，他专负责外面救护难民的事情，汽车和救护车归他使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城隍山女修道院报告，日本兵已进入院内，威胁着妇女，广济医院方面是否能够相助？恰有日本军官一人到医院，史多敦医生便与一军官同乘救护车前往，把日本兵驱逐出院，把妇女送往离此约二里的仁爱医院。午后一时四十五分，天主教堂也来电话：广济医院是否相助？苏达立医生又偕日军军医官田中立刻出发，原来一个酒醉的日本兵打了台模尔主教的嘴吧，仍用枪剌向他威胁。田中下车后，把日本兵赶出。于是，苏达立医生又驾了救护车到别一个地方去装柴，给某一个收容所送米，替医院取煤，或把我们送到六个值班的地方……”从这位当事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苏达立院长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复述书中这些精彩内容，是因为有必要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广济医院曾经给杭州、给中国带来过的福音，在杭州乃到中国的医学史上写下过浓重的一笔。

现在再来说一说徐重光老师寄书时附信中说的“供老树范人分享快乐”。这快乐是半个多世纪以前青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树范中学学生与广济医院最为密切的关系，就是内操场围墙的西面和北面都是广济医院的花园，每天课外活动，不是篮球飞过墙去，就是排球飞过墙去，只需分把钟，球就会飞回来。尽管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与我们这些中学生素不相识，但来回“飞”球，已成默契。

1959年，杭州市政府将树范中学的校舍划拨给了浙二医院。那时，我早已离校。但几十年来，凡到杭州，我总要到浙二医院近旁的马市街、大方伯，以及学生时代住宿过的丰禾巷、金鸡岭一带巷子里走走看看，寻觅学生时代的遗梦。此次获得《百年名院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一书，看到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建筑物的照片，读到那些曾经听到过的故事，确实给我这个“老树范人”带来了出乎意外的快乐。（2010.1.2.）

1884年（光绪十年）落成的广济医院大楼“图说”。

1935年广济医校五十周年庆，蔡元培先生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