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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春海、刘海杰先生评《缱绻与决绝》

luyued 发布于 2011-02-28 05:13   浏览 N 次  

论赵德发土改小说中的善恶观

纪春海 刘海杰

摘要:作为一部土改小说,赵德发《缱绻与决绝》有意识地区别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正统性的、公认的土改小说经典,也有别于完全从个人的世俗欲望的角度切入历史,以人的食和色的欲望,取代传统叙事中的阶级和正义内涵,作为历史的本质和中心的土改小说。从人性之“恶”的视角,以封大脚为个案,来研判赵德发的辩证的善恶观,藉此管窥赵德发的土改小说的特质及价值。

关键词:土改小说;土改;人性恶;善

现代文学史中,鲁迅开创了“乡土文学”的先河,此后以农民为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从不同侧重点塑造农民形象,丰厚着乡土文学的意蕴。山东作家赵德发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创作传统,取得了卓然的成绩。他的“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及《青烟或自雾》对中国近现代农民的生存实景、理想诉求、身份变革等做了细致、全面、深入的历史梳理,展现了农民生命的内在流程。笔者认为,“农民三部曲“的第一部《缱绻与决绝》是较为成功的。赵德发用百年叙事的模式,梳理和论释百年农民心态和生存情境,小说勾勒出农民与土地的内在联系和历史脉络,叙写出不同历史时段农民的生存状态、悲欢情感,并注入了新时代的感悟和理解。

作品描绘的天牛村的百年变迁史,实际上就是百年土改史。无论是当年的土改运动,还是后来的学大寨、两田制、办开发区等都是对原先的土地隶属关系的变革。作者对土改运动的书写,一方面,有意识地区别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正统性的、公认的土改小说经典的“政治化”叙述方式,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在这类土改题材小说中,作家以相当谨慎、认真和严肃的创作态度,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的创作与这场运动本身的政治性和庄严性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不同于对土改运动采取游戏和调侃的“世俗化”叙述方式。如池莉的《预谋杀人》、柳建伟的《苍茫冬日》、苏童的《枫杨树故事》等,这类小说完全从个人的世俗欲望的角度切入历史,以人的食和色的欲望,取代传统叙事中的阶级和正义内涵,将以往历史叙述中的庄严和神圣还原为纯粹个人欲望的宣泄,尽显琐屑和卑微的品性。

赵德发用接近民间原生态的历史叙述视角,以冷静的笔触及一个历史探求者的良知与勇气,写出了这段历史的偶然、多向、歧路与复杂的可能性,写出了现代至当代中国农村的战争、动乱、饥饿、社会运动、农人所经历的多重压迫。作品辐射了丰富的历史与人生内容,大信息量的客观呈现式的叙述极大地拓延了作品的内涵,也相当真实地还原了人生和历史的本真状态。作家对土改历史的重新审视和改写,就表现为反思历史,进而介入历史,力图还原、甚至重写某些曾经被有意无意忽略、遮蔽掉的历史细节或者事件。

赵德发的民间原生态的历史叙述视角的落点之一就在于对于人性“恶”的细致的展示和辩证的批判。作为土改小说经典的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的叙事有一个共同点是:土改是在工作组的领一导下开展和运作的,土改的最终胜利实际上是工作组的胜利。也就是说土改运动是借助外力的推动而得以修成正果的。赵德发对土改的书写有意淡化了这种外力的作用,而侧重于描绘群众从自发到自觉的内在驱动力在土改运动中的作用。这种内在驱动力便是人性之“恶”,这种“恶”是表现在各种欲望后的利己主义和为了满足这些欲望而产生的暴力行为。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任何一部小说都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对人性的书写是无法回避的。人性是人生而固有的普遍本性,包括人生而固有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性有善恶之分,善恶根源于行为的利害价值取向,是人们在处理和调节一定的利益关系的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受经济关系制约的利益关系及利益需要的矛盾与冲突是善恶生成的直接诱因。作为与善对立的恶,是一切违背道德(或价值)理性的伦理行为,它往往减少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但恶在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时,历史理性使其合法化,又成为达到善的必要的手段。

对“恶”的有意识凸显弥漫在作品的角角落落,几乎在每个人物(绣绣除外,善的象征)身上都有着如影随形的“恶”,将“恶”发挥到了极致,近乎疯狂:宁学祥为了五千元钱,置女儿的生死于不顾,以次女代之出嫁;宁可金为报一己之仇对同祖同宗的父老乡亲的血腥屠杀;宁可玉为遮蔽自己的性无能对老婆小米的令人发指、毛骨悚然的折磨;封大脚为实现个人的愿望对土地的近乎疯狂的占有欲;封运品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对结发妻子的蓄意谋杀;封合作不顾众人的反对,出于对情人的献媚强制推行富有“创造性”的“两田制”……既有地主阶层的自私、淫荡与无耻,也有普通群众的固执、残忍、愚昧与疯狂。这些“恶”在人的内心深处是种种欲望、贪婪和野心,而血腥的暴力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

作家宣扬这些“恶”目的何在?为了写“恶”而写“恶”?出于对“恶”的津津乐道而建筑豪华的“恶”的展览馆以供人“鉴赏”吗?绝非如此。恶的原动力是人的生存欲望,细读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些恶最终是指向经济利益的,而农民的经济来源在于土地,土地所有权的变更会导致农民心理的变化。在利己心理的驱使下,恶(暴力)便自然产生了。这种恶(暴力)越残酷,越能反映出农民对土地刻骨的依恋,越能反映出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的艰辛,也就越能反映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困难。作家正是抓住这一基点,以至善的心态去解构“恶”,赋予了“恶”某种特殊涵义,其旨归是将人性导向“善”。在“穷凶极恶”中找寻和探索向善之途,进而对历史做出另类的诠释和还原:人类的历史是充满恶的历史,也是人类企图超越恶而达到善的不懈努力的历史。小说中的这些外在形式五花八门的“恶”反映了个人的追求欲、占有欲和创造欲的滥觞,商品经济思想和竞争心理的萌发和扩散。在某种意义上讲,利己的贪欲也含纳着社会发展的动力质素,目的不是为了社会,对于社会来说,并不会比为了社会更差。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够比为了社会利益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竞争亦表现出社会的活力,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黑格尔明确地指出人类的一切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求、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个性和才能”,“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力的泉源”。恩格斯指出:“卑鄙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活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但是,这种个人的贪欲以道德为标杆,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卑劣和罪恶。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思想面前,商品经济思想显得是那么窘迫惶恐,而针对他人才存在、威胁他人的竞争在温良谦让、中庸和谐、本分规矩的传统道德面前则显出不仁不义的“恶”的面孔。但这种“恶”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发展下去的。这种必然趋势的存在,造成了秉持传统的封大脚的善恶交互的“变脸”。在“变脸”中,可以看到善与恶的冲撞和转化。

在主人公封大脚身上,中国传统农民对于土地的认识和眷恋得到了哲学化的展示:他敬地如神,爱地如子,土地在他生命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他年轻时最大的梦想就是多揽地、多买地,他坚定地认为只要有了地就有了一切,对土地一往情深成了他的宗教。封大脚将自己所有的智慧、体力与时间花费到了土地上去,他陶醉于其中,不觉其苦,在土地上的劳作使他感到充实和快乐。传统意义上讲,大脚的举动无疑是善的,但是他的勤劳与奋斗是建立在他对土地的个人占有欲上的,还是种利己的“恶”,这种“恶”确实在特定的时代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时代是变迁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是个人所不可能逃脱和抗拒的。50年代土地交公实行集体化了,整个社会进入了亢奋和狂欢之中,不能与时俱进的封大脚却遭遇了人生的困境:他找不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他失去了对于自己人生目标进行确证的机会,他变懒了,不参加集体劳动,成为了火热时代的旁观者。他不但懒而且偷,他总是将原来自己土地中果实的一部分偷回家中,认为那是“自己的地就应该有自己的一半收成”,封大脚的懒与偷在此就衍化为传统意义上的“恶”。后来的实践证明,集体化是行不通的,大脚的“恶”其实是具有抗争意义的,这种“恶”是一种象征,这其中有对具体政治体制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反思,有对农民闭塞与自私性格的揭示,更有对农民在时代大潮中处境的深沉思考。这种“恶”促成了后来的改革,从而也就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分田单干使封大脚重新焕发了生机,然而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故却更加剧烈。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后辈们对于土地感情的越来越淡薄的“恶”:孙子运品开起了修车厂,苏苏的女儿羊丫办起了酒店,他们离开土地不再种庄稼了,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封大脚们一生所信奉的价值与自古而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否定了大脚们心目中的“善”面对两种判然有别的生活,封老汉心中惴惴不安:“到底是谁错了,是他们还是我?”工厂和酒店是新事物,是工业和后工业文明的象征,是现代化的标志,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冲击和挑衅,甚至是蔑视。传统农耕文明的生存空间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挤压和蚕食,种庄稼不挣钱了,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原来与它缱绻缠绵的农民现在正在弃之若敝履般地决绝而去。非农产业长廊、天牛开发区、轧钢厂、橡胶厂、桑塔纳……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全新的戏剧,封大脚成了守望传统农耕文明的“最后一个土地佬儿”。最后,封大脚负责看管象征农业文明的铁牛,也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土地,从土地的崇拜者变为“叛逆者”。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在从经济到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某些有生命力的新事物往往以“恶”的形式出现,这就使得固有的道德传统显得拘谨呆板,因此,封大脚固有的操守在“恶”的 面前节节败退就是必然的了。

有意味的是,故事的最后封大脚的脚不再一大一小了,这是一种回归,进步,抑或是对其“大脚”的一种否定和嘲弄,颇值得回味。封大脚老汉除夕祭拜天牛成为了一种神秘的仪式,大雪纷飞中天牛、土地、老汉之间进行着一种隐秘的呼应与对话,它是传统的“善”的一曲挽歌与绝唱,更是对当下“恶”的警示与对现代的“善”的隐忍。这也是赵德发留给我们的一个命题,启发我们去思索与探询。

赵德发是一位“乡土意识”特别浓厚的作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他深深地热爱着养育他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不难看出,封大脚对于发生于土地上的善与恶的迷茫也反映出作家的困惑和焦虑。但通过细读文本不难得出作家给读者的启示:善与恶是一体的两面,善与恶的评判还是有一定的尺度的。恶能否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对历史的发展起到“杠杆”的作用,要取决于这种恶的力量是否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是否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进步趋势。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恶,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进步趋势的恶,才能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换句话说,这种恶才是“善”的。

(作者简介:纪春海,男,山东惠民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刘海杰,男,辽宁朝阳人,沈阳师范大学语文教学与课程论专业研究生)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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