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强按：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忙碌，来不及整理自己的东西，再转贴一篇书评《西湖人物温故情》（秦松鹤），是关于我的新出的小书《尚未远去的背影——文化教育名人与杭州》的。这篇书评原载2007年9月25日《中国图书商报》。我得谢谢这篇书评的作者秦松鹤先生的雅意。

西湖人物温故情

秦松鹤（教授、文学博士）

阅读周维强所著的《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同上次读完著者的另一部书《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后是一样的惊喜与佩服，不同的是，前者读到的是厚重与缜密，这次更多的是雅致与刚健，尤其是刚健，在著者以前的（念大学时）大作中还不曾注意到呢。文如其人，信哉。

西湖是我早就向往的地方。不知为什么，听人说的多了，看人写的多了，逐渐地，反而对西湖有了一种恐惧感，生怕一旦看到她立刻美感全无，就像网上热恋的男女，一旦相见可能生出许多不如意。步入中年之后，对一些人造景观，尤其那些精雕细刻、一步一“景”的地方，更加厌倦，觉得大自然太可怜了，被人类的所谓创造力改造得失去了它原本的率真与质朴，像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被肆意地浓妆淡抹，太不公平。这一次，周维强同前人一道，又把西湖“创造”了一回。在周维强笔下，西湖还是那么充满灵性，且又给她加了一份知性，真真是“勾魂”了。

以前上中学时，汉人中最佩服张衡，总琢磨不明白他的脑子怎么长的，竟然中和了科学家的缜密与文学家的才情。后来又读数学家王梓坤、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文章，也是佩服的不得了。这次读《尚未远去的背影》一书中的《落花水面皆文章：西湖风景在陈从周教授的散文里》这一篇，又对陈从周先生佩服了不得了。从《落花水面皆文章》的叙述中，点滴领略了陈从周先生行文的雅洁，尤其服膺陈老的造园理论：不仅要景色宜人，气候宜人，让人流连忘返，无我两忘。更重要的是人不能与自然争景，否则就大煞风景了。现在各处的风景名胜，青山绿水之间往往横七竖八排列着各种建筑，让人看了兴趣皆无，人们不光要与自然比美，还要与自然共存，你说怎么办。

元代历史近年好像也渐入学人的视野。我未读过周维强前些年出版的《蓟门黄昏：元史随笔》一书，但从写赵孟頫（《平生山林意：赵孟頫与美丽杭州的文化姻缘》）、关汉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关汉卿与杭州的文化因缘》）两文中，也可稍窥周维强对元史的深入思考。想当年学元曲时，我就对关汉卿自诩“铜豌豆”不解，从周维强的描述里，关汉卿被还原成为一个不羁才情肆意地玩的“顽主”，他把俗玩成了雅，成就一代文学。这样一个混迹于勾栏瓦舍的浪子，真正成了摆脱“帮忙”与“帮闲”两套枷锁的自由人，如此活法，几人能够！与关汉卿的率性而为相对映的恐怕是赵孟頫了。他以宋室子孙而仕元，于国于家，应该都是不忠不孝吧。正如庾信之仕北周，虽委以重任，心中始终是惶恐与自责一样。世事的变化总是出乎人的安排。国家之间尚如此，个人的仕隐取向又何必拘泥呢。可又反过来想，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脸皮都不要了，还留下什么呢？无解。

唐代诗人中，我以为最具可比性的是白居易和柳宗元。写景，都是寄情山水，新意迭出。做官，都能心怀民生，造福一方。不同的是：白居易把做官当职业，在任，恪尽职守；离任，逍遥自在。正如书中《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居易在杭州》一文所叙述的，完全的进退自如。柳宗元却把做官当生命，无论顺逆，都太辛苦，他的执拗终于害了他。

我时常庆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在北师大上学那几年，我们耳闻目睹了诸多大师的风采，随着大师的渐行渐远，大师风范也逐渐邈远难求。从周维强的行文中，点滴可见对一些当代“大师”的善意批评，对一些当代问题的独立思考。这不仅是谦谦君子待人宽厚的表现，更可贵的是不苟同、不盲从、敢与“风气”叫板的精神。这就是中国古典思想家孟子所推崇的合“义”与“道”的“气”。在大学教育已经逐渐普及的今天，谢和耐所描绘的“文明普及化和教育多元化”（见书中的《文明的普及化和教育的多样化：谢和耐笔下的南宋杭州“教育生活场景”》），在我看来，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尚未远去的背影——教育文化名人与杭州》，周维强著，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