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慈禧临死前，布置了由儿媳兼侄女的隆裕为太后，由侄子兼外甥的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的权力格局。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她总是想在死后维持一个皇室专政的强势局面，一如她自己四十多年来的统治一样。她琢磨着，只要皇室大权在握，江山总会保住的。可惜，无论隆裕还是载沣，都没有慈禧那般能力，把持不住大权。

　　隆裕太后时年整好40岁。很多人把她描绘成一个昏庸、悍妒又专权的女人，仗着慈禧的宠信横行后宫。而在清人和民国的笔记中，隆裕是一个苦闷、平常的女子，并不受慈禧的宠爱。相反，慈禧相当喜欢聪明活泼的珍妃和工于心计的同治皇帝留下的妃子瑜妃。隆裕既得不到慈禧的关怀，又得不到丈夫光绪的爱，只能在后宫对坐枯灯，生活单调而枯燥。冷板凳一坐就是21年。

　　老醇亲王奕譞逝世的时候，隆裕作为他事实上的儿媳妇，要上门诣祭。皇后驾到，总要犒赏门丁、仆媪等人，需要上千两银子。隆裕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同时也穷得拿不出这笔钱，就空着手去了醇亲王府。最后还是王府代她出了这笔赏银，对外宣称是“皇后有赏”。隆裕知道实情后，大惭。一年后，醇亲王府举办奕譞的周年殷祭，隆裕百般筹措还是没有凑足赏银，就借口生病不去祭奠奕譞，说来实在有些悲凉的感觉。

　　关于隆裕的为人处世，晚清时期经常出入紫禁城的德龄评价她“个性温和”、“不爱管事”。而隆裕的弟弟德锡日后回忆姐姐隆裕：作为一个女人，她遵循了旧体制下“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所以她谨言慎行，从不嚣张跋扈，从不怨天尤人，她努力地生活在那个沉闷的世界里。隆裕曾对弟弟说：“我知道在这个皇宫里，大家都不喜欢我，而且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我每件事情都尽量做得小心，每件事情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可为什么大家对我还是这样？”隆裕口中的“这样”包括他人的误解，也包括慈禧在世时自身的苦闷无助。她仿佛就是个邻家大姐，一心要过安稳的好日子，谈不上什么远大志向，也没有执政的能力。

　　这样的人做邻家大姐，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一旦被推上末代太后的位置，就是她个人和王朝的双重不幸了。

　　溥仪继位后，尊隆裕为皇太后。隆裕暴得富贵，又没有什么志向，“唯得时行乐而已”。她要把失去的21年的欢乐都弥补过来。一旦掌握后宫的大权，隆裕就宠用内监张德（即小德张），负责张罗玩乐享受事务。脱下孝服后，隆裕就钻进梨园，沉迷于京腔昆曲之中；又下令建筑长春宫，恢复宫市，买入欧美、苏广杂货。不过，隆裕的享乐也就局限于此，没有更过分的举动了。她毕竟是个邻家大姐，能想到的行乐手段也就是听听戏买买东西了，倒不会国家造成什么伤害。

　　隆裕以为可以安心享乐了，可慈禧刚死宫就开始争权夺利，要来惊扰她的美梦。

　　同治皇帝的瑜妃，在宫中伺候慈禧太后四十余年，有心计懂文墨，很讨慈禧的欢心。溥仪被抱进宫来的时候，慈禧太后将小皇帝托付给隆裕。瑜妃在旁，哭诉道：“既然新皇帝入继同治皇帝为子嗣，那么我作为同治皇帝的妃子，怎么能置身事外呢？况且光绪皇帝登基不久就下诏，说如果有子嗣先让位给同治皇帝，太后难道忘记了吗？”瑜妃在这里抓住了一个要害问题。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是同辈，溥仪是以同治和光绪二帝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的，瑜妃作为同治皇帝的妃子跳出来和隆裕争夺权力了。慈禧太后默然良久，不得不承认：“你的话也有道理，即以嗣皇付汝两人，互相保护，不必执意见也。”瑜妃马上叩头谢恩，又遍呼宫人问：“太后的话，汝等都听到了吧？”宫人都说：“听到了。”溥仪登基后，隆裕成了太后，瑜妃没有封号。瑜妃大怒，召奕劻进宫，指着他骂道：“奕劻，今日召汝非他，我死守至今，没有跟从同治先帝赴黄泉，正为今日。太后临崩，把新皇帝托付给了我和皇后两个人，宫中都听到了。今日，朝廷将置我于何地？”奕劻与载沣商量后，封瑜妃为皇贵妃。瑜妃怏怏不快，在慈禧太后灵柩安奉山陵的时候拉拢同治的另一位妃子珣妃守陵不归，表示抗议。载沣遣使百般劝慰，才把两人请回宫来。

　　瑜妃之后，宗室溥伟又跳了出来捣乱。溥伟是道光皇帝的长曾孙，恭亲王奕的长孙，属于皇室近亲。溥伟的姑姑被慈禧当做女儿抚养，早寡后居宫中为溥伟内援；溥伟又结交载振作为外援，一度想争夺光绪继承人的位置。慈禧太后最终选定了溥仪，让载沣监国。慈禧死后，溥伟闯入军机处，大骂军机大臣张之洞，说慈禧太后临终前命令他辅助载沣摄政，而张之洞拟定的遗诏中没有提及。他要求重新撰写光绪遗诏。溥伟说的可是大事，如果是真的就要分载沣的实权，如果是假的又没办法到地下找慈禧太后验证。张之洞巧妙地回答：“凡在朝廷的臣子都应当辅助摄政王，就不需要专门在遗诏中写入由谁谁谁辅助了。况且太后弥留之际，之洞在侧，并没有听到太后曾经托付于您啊。”溥伟就顿足大哭，遍骂各位军机大臣。张之洞惹不起躲得起，不与他计较。几天以后，溥伟又传入内务府，指手画脚，扬言慈禧太后临终令他总理内外丧事。内务府大臣奎俊起疑，偷偷告诉载沣。载沣连忙拉奕劻一起去见隆裕，将溥伟的所作所为一一禀明。最后由隆裕太后明确下旨，要求自皇帝以下都服从摄政王命令。溥伟这才没有得逞。

　　1908年的清王朝内外交困，而皇亲贵戚还醉心于争夺权力的内讧，实在是令忠于朝廷者寒冷。胡思敬就在《国闻备乘》中感叹：“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

　　隆裕既没有慈禧的本事手腕，也不想步慈禧的后尘。她把瑜妃和溥伟的闹事，都推给了载沣处理。一开始，隆裕就当起“甩手掌柜”，偏离了慈禧的设计本意。

　　二

　　40岁的皇太后隆裕不成器，那么25岁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又怎么样呢？

　　载沣和隆裕都是温顺平和的性格，都是暴得富贵。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因为儿子当了光绪皇帝，一生都在提防着慈禧太后的猜忌，韬光养晦。载沣从小跟着父亲谨小慎微地生活，养成了怯懦畏缩、没有主见的性格，内心格局不大。因为儿子溥仪登基，载沣突然就成了摄政王，难免有头晕目眩不知所云的感觉。他生怕权力不牢固，生怕权力瞬间消失，所以对权力异常敏感。皇室内部对之前不起眼的载沣突然就成了高高在上的摄政王，多有不满，有人还跑到隆裕面前说载沣的坏话。载沣就提防着隆裕。外间哄传有八大臣联名请隆裕垂帘，像慈禧太后那样训政。载沣很害怕，尽管后来证实这是谣言，还终日惴惴不安。载沣和满洲大将铁良关系生疏，就免去他的陆军部尚书职位，后来又怀疑铁良与隆裕有联系，又再次贬铁良为江宁将军，赶到南京去眼不见心不烦。

　　内畏隆裕，载沣外畏家人和亲戚。他执政期间，把大量精力花在了处理家族矛盾上。

　　载沣刚开始监国时，很多提议他移宿紫禁城，方便照顾溥仪和朝政。结果太福晋不同意。太福晋是奕譞的正妻，是慈禧的亲妹妹。她有一个儿子被慈禧抱入紫禁城成了永不能相见的光绪皇帝，因此对紫禁城有很强的抗拒感。太福晋坚决反对载沣住到紫禁城去，载沣不得不留在醇亲王府。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洵、载涛依仗着太福晋的支持，对载沣多有要求，载沣也不得不满足他们。其中载涛曾游历西洋，主要大借外债兴办新式海陆军，并主张剪辫。朝野为此大哗，载涛还一直在载沣耳朵喋喋不休。载沣的正妻是荣禄的女儿，是个很强势的女人，利用丈夫是摄政王与外界交通关节，企图对朝政施加影响。结果醇亲王府的新老两任福晋都对载沣耳提面命，矛盾不可避免。载沣的福晋比婆婆更凶悍，太福晋争权争不过媳妇，就转向三个儿子求助。载沣是坐视不管，对亲妈和老婆都无可奈何；载涛血气方刚，为母亲抱不平，曾经操刀向嫂子寻仇，几乎酿成大乱。王府闹翻了天，载沣退避三舍，在府外躲了起来，一连十几天不敢回家。大清朝的监国摄政王竟然如此狼狈，令人发笑。

　　载泽是载沣的族兄，血脉出自嘉庆皇帝第五子。他和突然抖擞起来的载洵、载涛兄弟不合，仗着自己是隆裕太后的姐夫（慈禧的大侄女嫁给了载泽），气焰也很嚣张。载泽常常往来宫中，把度支部尚书兼盐政大臣的肥缺搞到了手。他上任后推行两大政策：一是在各省设监理财政官，尽夺当地布政使的财权；一是在北京设立盐政处，尽夺各地盐政盐运使之权。政策的本意是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为中央谋财，可无端助长了朝廷和地方的矛盾，让原本就不和谐的中央地方关系紧张了起来。而载泽在其中更是中饱私囊。广东道御史胡思敬两次参劾两广总督袁树勋贪腐，举证的两处赃款都涉及载泽。奏折上去的第二天，载沣就召载泽入见，把奏折递给他看。载泽供认不讳。载沣说：“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载泽走后，以为载沣肯定要处分自己，惴惴不安。过了好一阵子一点消息都没有，载沣将奏折搁置不办。载沣对亲戚的态度是，只要他们不觊觎自己的权力，对自己无所隐瞒，哪怕亲戚贪赃枉法他都不闻不问。

　　载沣的放纵和乏力，使得一时间满族亲贵尽出专政。这些皇亲贵戚多是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大大破坏了政治风气。

　　隆裕躲在紫禁城里，双耳不闻窗外事，宠任太监小德张，任由小德张在外界狐假虎威颐指气使。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本来就是一党，现在又多了许多皇室小圈子小派系：贝勒载洵出任海军大臣，兼办陵工，党羽毓朗、载搏担任了训练禁军大臣，合为一党。兄弟载涛见载洵抓起了兵权，恐怕自己失势，缠着哥哥载沣不放，不拿到官帽子誓不罢休。载沣没办法，只好派载涛管理军谘府。载涛又侵夺陆军部实权，和满族将军良弼等结为一党。溥伟自恃是道光长孙，身份特殊，和宗室诸王和贝勒都合不来。他向载沣力争，载沣只好任命他为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之下。肃亲王善耆原本管理海军，被载洵夺权后，占据民政部，兼管警政，为一党；载泽把持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载沣不能制止。他的福晋联络荣禄余党，收受贿赂，载沣更制止不了。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庆党贪鄙、肃党龌龊、贝勒党浮薄、泽公受人拨弄。

　　慈禧在的时候，有意不让这些年轻人出来干事，不让他们揽权，怕的就是这些年轻的王公贝勒们不懂事，乱办事，招致非议。果然，这帮年轻人掌握实权之初也颇有干一番事业的架势，都比较勤快，也小心谨慎，时间一长就暴露出了庸碌享受的本性来。清朝过了260多年，入关时叱咤风云的龙子龙孙都退化了。政务那么繁、问题那么多，远不如美味佳肴和歌舞美女有诱惑力。王公贵戚们很快沉浸在富贵乡温柔乡里了。

　　名利小人见状，纷纷投机钻营，聚拢在猖狂躁进的年轻宗室身边，谋取功名利禄。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原本在醇亲王府饲马，是两代醇亲王奕譞、载沣的信任的人。袁世凯被罢官后，属于袁党的杨士骧为了自保，向张翼大送贿赂。张翼大吹特吹杨士骧的功绩，说服载沣对他网开一面。杨士骧保住了位置。张翼也不是好人，之前主管开平煤矿，竟将矿产变卖给英国人，舆论大哗。朝廷也逼他去伦敦诉讼，要求赎回开平煤矿。载沣监国后，张翼仗着载沣的信任，颠倒黑白，吹嘘自己“中外合办”煤矿的功劳，还进一步将开平附近的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等处地脉相接的矿产以及秦皇岛通商口岸附近土地，承平、建平等地金矿银矿，都交给英国公司经营。河北士绅联名反对，要求惩办卖国贼张翼。载沣念旧，加上老福晋在一旁说张翼的好话，他非但没有惩处张翼，还追认了张翼的卖国行为。清朝自办矿务以来，开平周边矿产获利最多，最后竟然被英国人侵吞，有识之士莫不扼腕叹息。

　　拉不上载沣这条线的人，就去拉其他亲贵。盛宣怀在李鸿章死后，多年郁郁不得志。如今，盛宣怀贿赂载泽60万两白银，谋得邮传部尚书一职。载泽知道盛宣怀善于理财，将贪腐所得的百万银子委托他理财生利。盛宣怀大赞萍冶矿局的好处，怂恿载泽入股。载泽就用家当换来一纸股份。辛亥革命后，排满风气浓厚，盛宣怀将载泽的股份占为己有，载泽也不敢吱声。

　　三

　　说了这么多皇族内部的纠纷，那么“隆裕-载沣体制”在宏观的朝政处理上表现如何呢？

　　光绪末期朝廷的权力格局是奕劻、袁世凯、张之洞三足鼎立，载沣作为实习生在军机处学习。宣统即位，袁世凯被罢，袁党偃旗息鼓；载沣上升为头号实权人物，年轻的王公贵戚网聚周围，成为最强的实力派。

　　奕劻、载振父子实权大大削弱，加上二人在光绪末年招权纳贿导致名声扫地，在宣统王朝中处境不妙。载沣在军机处学习的时候，对奕劻、载振父子非常厌恶，如今守握实权后却不敢处置他们俩了，还对奕劻倍加优礼。奕劻保持着仅次于载沣的朝廷二号大臣的名分。原来，载沣感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权力威胁，又要防备隆裕，所以拉拢奕劻父子来巩固权力。奕劻势力也乐得和载沣结盟，来保住权势。

　　张之洞历任京城内外南北督抚，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活跃在政坛上，是硕果仅存的“中兴名臣”。1908年，他71岁了，对朝政有经验、有看法、想作为，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国闻备乘》说他“暮年才尽，执笔沉思，终日不成一字”。光绪皇帝的遗诏出自张之洞的手笔，其中有一句话是“在天之灵弥留不起”，读者皆掩口而笑。

　　对于张之洞这样的老臣，载沣原本可以借用他的经验和人脉，让他办点具体事务。可载沣将张之洞也视为权力威胁，弃之不用，让他管些文化礼乐等冷衙门。张之洞晚年想提拔几个官员都做不到。比如一次安徽芜湖道出缺，张之洞举荐易顺鼎。载沣对张之洞举荐的人特别敏感，借口易顺鼎是著名诗人，“能作诗固佳。芜湖缺繁，恐妨事”，搁置不用。用人如此，遇到朝廷大事，张之洞极力谏争、百般陈述，载沣都怀疑张之洞的意见主张不是出于公心，全都不采纳。（事实上，在宣统前期的各派政治势力中，暮年张之洞可能是最大公无私的一位。）张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年官愈高而境愈逆，读书人一时间想不开郁郁成疾。他干脆不管朝政，埋头将平日诗稿自编为《广雅堂集》，希望思想能流传下来。1909年（宣统元年）夏，张之洞即因病请假，10月病逝。朝廷追谥他“文襄”。

　　袁世凯被罢张之洞又死，表明朝廷最高层真正有施政经验、踏实干事的力量的彻底消失。

　　宣统王朝的最后三年时间，都是载沣一人在拿主意。载沣和军机大臣们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别人说什么都觉得有道理，就是提不出自己的主张来。一些躁进之徒、钻营小人就跑到他面前献言献策，载沣都欣然接受。往好了说是“监国性极谦让”，往坏了说就是“无能”。无能也就罢了，问题是载沣的心眼又很小，又不敢于任事。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入见，陈述各自辖区的政务。载沣召对时只劳慰了几句场面话，就说不出其他的了。瑞澂有政务想和载沣当面商量，开口说了几句，载沣就打断他：“你的痰病还没好吗？”瑞澂马上住嘴，不再说话。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屡次上书密陈日本政治动向，提醒载沣关注日本势力的扩张，一直没接到载沣的回复。汪大燮最后赶回国内，请求面陈机宜。他对着载沣慷慨陈词，载沣默然无语，最后提醒汪大燮说：“已经十点钟了。”说完就让汪大燮退下。

　　所以，我们可以归纳载沣的主政思路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清王朝就是一个破旧的大船，只要破损处能用纸裱糊起来别露出来，他这个摄政王就心满意足了。

　　宣统王朝是整个清朝政务办理最差的时期。朝政不纲，载沣、奕劻等人视枢务为例行公事，一切墨守成规，批改奏章或者下发圣旨都让军机章京们按照之前的成案改东几个字了事，如果没有成案就让每个大臣各出己见，拼凑成文下发。载沣等人不求真正解决问题，只想着将政务处理干净，让清朝这艘破船继续航行下去即可。

　　载沣刚上台时，还有些兴致，喜欢在奏折末尾恭维赞誉的套话浓墨圈点，后来懈弛得都懒得圈点了。浙江巡抚增韫举荐王丰镐为二品的交涉使，载沣批复“著照所请”。二品大员竟然连任命的圣旨没没有下发，朝野莫不怪诧。载沣还交办了一些密旨，办事之人经年累月没有答复，他也不过问或者干脆就忘记了。比如两广总督袁树勋被弹劾，载沣交瑞澂查办，朝野都很关注。瑞澂查复请旨，载沣在折子上还是写了那四个字“著照所请”，至于具体怎么办都懒得说。下面的大臣自然也就不敢查办。光绪、慈禧大丧，民政部、礼部各奏请奖赏有功办事人员超过百人，载沣还是“著照所请”。从此，各部门大开邀赏请封之门，导致官位和荣誉大大贬值。各省督抚请将某人事迹交史馆立传，或请昭雪某个罪臣，皆不下部议即降旨“著照所请”。天下学子士绅都痛惜朝廷“视此等表扬为无足轻重之事，名教扫地尽矣”。最滑稽的是，有的奏折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奏请不同的处理意见，载沣也都“著照所请”，让经办人员无从下手哭笑不得。庸官、小人便利用载沣的庸碌懒惰混日子、蒙事情。

　　读清末民初的笔记和史料，这类的记录还有很多。“隆裕-载沣体制”在作为和效率上，相对慈禧的“垂帘体制”实在是一个大大的倒退――而同时清王朝面对的内忧外患无时无刻不在加重。

　　对于有作为的掌权者来说，权力只是工具，断不能成为目的。载沣不能用权力来为国家和爱新觉罗家族作些有益处的事情，只是一心想着保住权力，得过且过，辜负了慈禧对他的信任和厚望，白白浪费了飞到他手上的历史机遇。所以，他注定不是个有作为的人――而风雨飘扬的清王朝，多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作为的掌权者来扭转危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