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石文化投资公司董事 严飞羽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中国“两会”结束仅一月有余，多个领导干部腐败案浮出水面。有些是新近曝光，有些则是进入司法程序后被宣判定刑。除了官居正部级高位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外，多位出身县委书记的地方官员的腐败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县委书记在现行行政体系内不过仅仅是处级干部，似乎不如省部级、地厅级那么显赫。但由于国情特色，在中国，即便是人数少的县级城市，人口也有三、四十万，多的则超过百万。而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富裕县市，以流行的“百强县市排行榜”来看，县委书记所拥有的资源和财物、人事权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想象。这便为庞大的县委书记群体腐败具备了基本的物质基础。即便是以国家级贫困县而言，也贪腐有道。如甘肃陇南市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涉嫌受贿1000余万元，另外尚有300多万元家庭财产，王先民及其家庭成员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根据法院审理公开的信息可知，王先民在担任县委书记的4年时间，平均每日收受贿赂近万元。其在宕昌这样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疯狂敛财手段，令人咋舌。

分析近期曝光的县委书记腐败案，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区区“县官”之位，贪腐大多超过千万，拥有亿万身家的县委书记也不在少数。

比如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在担任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先后1575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其个人身价少说也在数千万元之巨。无独有偶，近期舆论踢爆的原四川泸州合江县委书记张国志、周平双夫妇，不仅在当地拥有十多套房产、商铺，多家注册资金数百万的公司，更通过担任县委书记期间的权力运作，将价值近4亿元的国有电力企业运作腾挪为让自己老婆成为法人的私人企业，通过这种变相掌控，轻松实现身家过亿元。

中国历来有古训“郡县治，则天下治”。在中国几十万的处级官员中，2400多名县委书记是权力和责任最大的群体。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县委书记掌管着一个县域的财权、事权、人权，位置特殊。县级政权的完备性决定了县委书记地位和作用的敏感性。据河南省纪委通报称，自2006年以来，该省先后有22名担任过县委书记的领导干部被查处。放眼全国，县委书记腐败的新闻更是比比皆是。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现任和原任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

分析张国志这样的县委书记何以有亿万身家的内在原因，不外乎有以下特点：一是中国县级城市人口众多、物质基础雄厚，为县委书记贪腐具备了基本的土壤；二是县委书记不一定像省部级高官那么引人瞩目，早期的贪腐行为往往隐藏较深，大多是在其升职为更高层级领导后，才被逐渐发掘出来。比如最近一审被判无期徒刑的宁夏原副主席李堂堂，就曾担任过多年的县长、县委书记。张国志也是升职为泸州市政协副主席后，贪腐行为才曝光的；三是县委书记往往通过妻子、亲属等身边人士在进行“曲线贪腐”。比如新疆喀什地区人大工委原副主任（副厅级）、巴楚县原县委书记刘喀生，就是通过其妻子邱小梅直接或间接受贿近千万元。而被网友愤慨声讨的原泸州合江县委书记张国志，离婚后和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周平双结婚，将周平双由普通职员运作为当地质检局副局长后，其后又让周弃政从商，成为私人企业法人代表。为了掩人耳目，还让周种植荔枝，但销售价却高达3、4千元一斤，成为变相“洗钱”的通道。这种“曲线、迂回”或者“夫妇联手”的贪腐手法正日益呈现出新特点，同时，也更具有隐蔽性。一旦事情曝光，可进行责任的“切割”，以不知情或其他理由开脱，从而避免被问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近日出席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座谈会时，也坦然承认：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新特点，党员干部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事实上，县委书记的腐败，不仅构成吏治腐败的最基本根源，也严重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今年又是各级政府的换届之年。身处执政一线的县委书记们，是廉洁奉公，还是乘换届之前大捞一笔？值得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系香港资深媒体人，五色石文化投资公司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