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胆大包“地”

只有“胆大包天”，这“胆大包地”一说，出自何典?

却说民国初年，湖北黄陂出了个大总统叫黎元洪。总统“当庄”，自然要对“桑梓父老”有所表示．于是他开始接见汉口工商界头面人物。别看中国历来有“重农轻商”之说，实际上富商巨贾的日子历来都比乡下土财主好过，连史书也是要为大商人立传的。商界人士深黯此道，知道自己与“仕”有许多明拒暗通的东西，因而在大总统接见时，无一例外地都要说一番奉承话，同时也为自己做做广告。

这其中有一个人，奉承是奉承得很到位，但广告却让人不舒服了九十年。他对黎元洪说：

总统您缔造了民国，我刘祥缔造了汉口。

其实他后半句这个广告，比今天的某些广告实在多了。这位刘祥，当时在汉口被人称为“地皮大王”。他拥有上起舵落口，下到谌家矶，前起中山大道，后至张公堤的大片土地，论堆头，比同一时期在上海大肆“圈地”的犹太人哈同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刘祥其实也是一个出身寒微之人。

清末的汉口，虽然是中国四大名镇之首，但在行政上还隶属于汉阳府汉阳县。如今汉口这边的江岸、江汉、硚口直到东西湖的大部分，那时都归汉阳县管，因而汉阳之名也还符合“山南水北为阳”的规律。刘祥就出生在汉水北岸的柏泉，字叫歆生，成名后社会上对他的名姓多“以字行”，叫他刘歆生的居多。

这刘歆生因为家贫，自小吃过不少的苦。在他替人家放鸭子的时候，他是绝不敢想象日后会做什么惊天动地之事的——但凡家有恒产之人，有多少愿意过那种漂泊无定、赶着“鸭娃”到处跑的日子?也就是说，即使是鸭子的主人，也不是富有的人，刘歆生放鸭子时是不会想到经营土地开发的。

经营土地开发和买田置地当财主，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刘歆生由连地主都不敢当发展到敢当汉口商界巨头，首先要经历的不是财富积累，而是眼光心胸的变化。

这种变化，守在远离市区的柏泉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

是西方传教士们帮了刘歆生的忙。

早在他出生之前，柏泉就有了教堂和神父，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信洋教”。刘歆生家从祖父一代开始就皈依了上帝，到他成人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可以和外国神父很随便地对话了。这一手会说“洋话”的本事，使外国神父介绍他进洋行时少了许多顾虑。

现在坐落在洞庭街蔡锷路口的立兴大楼，一百年前是法国立兴洋行的所在地。别看刘歆生初进洋行不过当的是杂役，凭着一股机灵，一份勤勉，他很快获得信任，当了立兴的洋买办。不久，又成为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

应该承认，这一段洋行和银行买办的经历，是刘歆生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他们那一辈之前的中国商人，做生意虽然不乏眼光远大之人，但所见所历不过是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的路数。这种路数在中国存在的年头太久了，以致武汉人对于近现代某些人的发家都要用“挖出金娃娃”之类传奇来加以解释。

刘歆生这一班买办是中国最先看到洋人如何做生意的人。他们发现，原来一块钱本金是可以做十块乃至百块千块钱生意的，其间的关键是怎样把天下的鸡最大限度地借到自己家来下蛋。

经过了许多“实习”的刘歆生，在经营了一系列的生意之后，终于把眼睛定定地盯住了后湖这一片多难的土地。

原来，汉口这个都市到了刘歆生时代，仍然被水围困着。一到涨水季节，只有长江、汉水堤防和现在中山大道一线构筑的城堡能作城市屏障。中山大道以外的大片土地，只能眼睁睁地让水泡着。一旦堤破城决口，汉口的街市也会变成一片泽国。

平日里，城外的河湖港汉和田野平畴相映成趣，后湖被城里人当成了后花园。水一涨起，倒霉的却是后花园的主人——后湖农民。赖以谋生的土地没有了，便有人将已成湖面的田地贱卖，以换得一升半斗，聊度时光，或者将卖田所得充作本钱，做一点小本经营。

刘歆生在汉口的起起落落里，看到了一种趋势：商业、金融业的大发展，使1864年建起的城堡成了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汉口迟早是要向后湖拓展的，汉口城迟早是要拆的。

正是出于这种超前的估计，刘歆生起了早床也赶了早集，在人们还没想到的时候，抢得先机，以涨水季节作突破口，低价买得大片土地。

在“圈地”的时候，刘歆生几乎调动了一切有助于达到目的的手段。

首先是“挂旗”，即把买下的土地统统挂上立兴洋行的旗号。在当年的汉口，这大旗足可作虎皮，吓退许多争利者。

资金的调动，充分利用外国银行买办的地位，主要依靠贷款。

在土地丈量上，故老传闻和文字资料互相印证了“刘祥荡划子量地”的说法：在一片汪洋中，刘祥买地不以亩论价，而是以“桨”论价，即以一桨划去，船动船停的距离为计价单位。如此买法，显然是将肉盘作了豆腐价。

这些手段，由粗入细，由纲及目，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刘歆生“胆大包地”之胆，却是今日商界也可立此存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