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富士康还黑的浙江五洲星公司出现－女工工作18通宵收入450元 不堪压力跳楼
曹越琼的遭遇不是一个个案，也不仅存于罐头生产企业。曹的遭遇映射了一个产业的难题。
一方面成本上升导致利润微薄，另一方面国外进口商继续压低订单价格，国内的一些劳动密集性产业正受到两头挤压。在此情形之下，压低用人成本似乎就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曹越琼以及五洲星集团的境遇正警示着中国的传统产业。
一线调查
女工跳楼出逃背后的用工链条
本报记者 宁华 浙江宁波 上海报道
在记账员付菊安的记工簿上，3103的出勤记录在2006年11月14日早上8时45分戛然而止。
3103是一个名叫曹越琼的女工，3103是她在宁波五洲星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五洲星)的工号。这个39岁的云南打工女在五洲星橘子罐头生产线上捱了18个通宵后，由于不堪工作与工头的双重压力，于2006年11月14日早上8时45分从公司员工宿舍二楼纵身跳下。
“耻骨骨折、骶骨骨折、右股骨颈骨折……”在程继伟的电脑中，记者看到了曹越琼跳楼后的病情记录。程是解放军113 医院的骨科大夫，曹越琼的主治医生。程继伟说，曹越琼刚被送到急诊科的时候情况很糟糕，经过紧急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程继伟告诉记者，曹越琼在住院前期的情绪表现异常，经常处于“有人要害我”的恐惧状态中。后经精神病科医生会诊，初步诊断为应激性精神障碍，即因受外界刺激而产生的精神障碍。
曹越琼用一种非理智的手法诉说了其遭遇之惨状。
打工女之祸
五洲星是宁波市鄞州区一家从事水果罐头加工出口的民营企业，年产各类蔬菜水果罐头5万吨，是国家级农业龙头骨干企业、全国罐头行业十强企业之一。
每年10月底至第二年2月中旬，是五洲星的橘子罐头产季，需要一二千名季节工。因为用工量巨大，而宁波本地招不到足够的人手，五洲星每年都会委托工头帮他们到全国各地招工。
曹越琼是云南富源县人，经邻村熟人介绍，于2006年10月下旬被一个叫付军的安徽男子招入宁波五洲星做工。与她同来的还有同村的另外3名打工者。
五洲星的罐头产品95%以上出口日本、美国与欧洲，为了能及时交付出口订单，该公司实行两班倒工作制，工人每12小时轮一个班次，白班自早上5时30分至下午5时30分，晚班从下午5时30分至第二天早上5时30分。
曹越琼和一起来的三个同伴被分配上晚班，她们的工作是将橘子皮剥除。橘子罐头生产线上的所有工序都要求站立操作，而且有极其严格的卫生消毒要求，第一次出远门打工的曹越琼很不适应这种通宵达旦的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而且，曹越琼和同伴们很快就发现工厂的待遇和招工者付军当时说的大不一样，先前付军说的每月750元保底工资变成了计件工资。他们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伙食却很差，每人每天发3元钱餐券，吃的只是白菜、豆芽、冬瓜等蔬菜。
曹越琼等人萌生了去意。据曹越琼说，她们干了4天后便一起离厂不干了，但在宁波火车站候车时被闻讯赶来的付军等人拦下，又被带回了五洲星继续做工。
五洲星总裁助理张士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不过，张承认，公司在管理环节上的确存在薄弱之处。
宁波市鄞州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委委员陈维昌认为，五洲星的季节工管理有工头插手，工头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不正当的管理手段而引发矛盾。
被工头付军追回大约一周后，与曹越琼同来的石游珍和邵晓花在一天晚上终于成功“出逃”。两个同伴偷偷跑了以后，曹越琼和另外一个同伴受到了更加严格的看管。曹说她发现不管是在车间还是在宿舍，经常有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跟着她，他们时常摆出她如不服从管理就要挨打的架势，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曹越琼家住云南富源县古敢水族乡一个偏远的山村，以前从未出过远门。繁重的劳动和巨大外部压力使这个农村妇女不堪忍受，她的情绪渐渐变得不稳定起来。张士举说，曹越琼跳楼前几天，和她同一车间的工友反映她有点儿行为反常。
橘子罐头生产车间记账员付菊安在接受鄞州区有关部门调查时说，“曹越琼上班时常把橘子弄得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与曹越琼同一生产工班的剥橘子带班人周玫也表示，她发现“曹越琼的精神状态不好”。
2006年11月13日晚，不堪重负的曹越琼试图再次离开五洲星，因未被允许出门而和看门人吵了起来。第二天早上8时45分，住在员工宿舍2号楼212室的曹越琼趁看管她的人不备，跑进了隔壁的女厕所，径直从窗户跳了下去。
包工头之弊
2006年11月14日上午8时45分，五洲星职工全夫良正欲进员工宿舍找人卸车，“我刚走到宿舍大门口，就看见有个女人从宿舍2号楼2楼厕所窗户跳了下来。”全夫良在接受鄞州区有关部门调查时说。
五洲星保安马庆森说，当时他马上叫了两个保安和付军一起将曹越琼送入公司附近的洞桥镇卫生所，由于曹伤势较重，后又被转送到解放军113医院，付军留在医院照看她。
但付军在支付给医院1000元费用后，却不知所踪，而五洲星也未过问曹越琼的伤势。对此，张士举辩称：“付军向公司借了2000元送曹越琼去看病，起初公司并不知道他走了，一直以为他在医院照顾她。”
付军的叔叔付海富说，付军把曹越琼送到医院后，医院要他交1万元押金，付军向厂里借但厂里不同意，“后来派出所找他，他一害怕便跑掉了。他今年还不到19岁。”
付海富是安徽蒙城县吴圩乡人，常年和五洲星合作，帮助该公司招聘季节工。付军是其安排在五洲星带工的管理员。
宁波市鄞州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支部书记李尧祥说，像付海富这样给五洲星招工的包工头有十几个，今年通过包工头共招到了季节工740多人。
记者在五洲星与付海富签订的招工协议上看到，五洲星委托付海富“招工共100名(男工不超过5%)，招工补贴300元/人，另加工人工资总额3%的管理费”。
按照协议，工人到位十天后，五洲星预付1/3的补贴费，剩余的2/3季节生产结束后再支付。工人工资总额3%的管理费，在季节生产结束后按实际仍在岗人数计算。
这就意味着，包工头招来工人愈多，其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在季节生产结束后仍在岗的工人越多，工头的最终收益也就越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工头在招工时往往会用欺骗手段吸引工人，而工人发现上当想离开时就会遭到种种阻挠。
“五洲星长期以来利用包工头招聘并管理季节工，由于包工头的收入和工人工资直接挂钩，他们往往会采取威逼手段强迫工人劳动。”宁波市总工会维权服务部副部长王小骏说，“全国这几年来的劳动恶性事件都与包工头有关系。”
压低用人成本之忧
“五洲星的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从2000年开始他们就用包工头的管理方式。”王小骏说，“去年‘学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做了很多安抚工作，我们也明确要求他们改变这种用工方式，但(他们)一直纠正不了。”
所谓的“学生事件”发生在去年七八月份，80多名河南柘城的女初中生被当地一个叫王秀敏的人带到五洲星“勤工俭学”，不料沦为廉价童工。后有学生逃出报警，这些学生才被解救出来。
“企业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守法经营是起码的要求。”王小骏说，此次政府态度比较明确，也很快做出了相应的处理，现在领导也意识到，如不加强管理这个企业还会出更大的乱子。
据悉，鄞州区政府停止了五洲星享受农业龙头企业各项优惠政策及一切地方性政府奖励政策。付军因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于2006年12月19日被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女工跳楼事件发生一周后，由宁波市鄞州区劳动、工会和公安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五洲星公司，对该企业的用工制度和用工情况进行调查。要求五洲星与工人签订劳务合同，允许工人辞工并在离厂时及时结清工资。
“在工人工资结算上，五洲星存在一定问题，”陈维昌表示，该公司的工资不是按月发而是按生产季节发，像橘子罐头生产季长达3个多月，工人要在生产季结束后才能领到工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一名去年11月初进入五洲星打工的安徽籍女工说，“干了20天后公司才发50元生活费，还没有拿到过工资。”
罐头生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每到生产季节就必须占用大量资金。五洲星年收购农产品超过500万公斤，有较大的资金压力。五洲星生产橘子罐头的用工规模约为1500人～2000人。按照宁波市职工最低月工资750元计算，这些季节工的月工资总额约为110万元～150万元。延后发工资，一方面可减轻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可防止工人流失。
记者在曹越琼的工资单上看到，2006年10月22日至11月9日，她共上了18个通宵晚班，收入为450元(扣除了54元餐券)，平均每天25元，每小时不到2.1元。而按宁波市最低工资标准，鄞州区非全日制工作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为6.4元。
曹越琼每天挣25元，按一个月30天计可挣到750元，看上去似乎达到了宁波市职工最低月工资标准，但她每天必须比法定工作时间多干4个小时。五洲星与包工头约定，包工头必须严格管理所带工人的安全、生产、劳动纪律、出勤率、工作效率等，保障其正常生产。王小骏认为：“此举是通过包工头管理恶意降低成本，迫使工人通过加班加点提高收入。”
浙江省罐头行业协会秘书长邹志亮说，尽管这两年橘子罐头生产成本持续上涨，但出口价格并未明显提高，有的品种价位甚至比前两年还低。“外商压价很低，但国内企业谁也不敢主动提高出口价格，不然订单就会被别的工厂抢去。”邹志亮说。
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下调……在惨烈的“抢单大战”逼迫下，国内低端出口产业往往被迫选择自我消化成本上涨因素而不是主动提高出口价格——在其他刚性成本无法再降低时，压低用人成本似乎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业内人士评价说。
但廉价劳动力用之不竭的好时光已经远去，当众多企业还认为他们缺的只是成熟的技术工人时，现在普通工人也开始对他们说“不”。2005年，五洲星从安徽、江西、河南等地招聘季节工；2006年，其招聘工作甚至做到了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区。“五洲星原定这个生产季节招1500人，但到2006年第四季度只招到了700多人，” 陈维昌说，“五洲星劳动强度大，待遇低，愿意再来的季节工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