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对话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尹昌龙家中书房完成的。时间是2002年2月第一天的上午。我到达尹家的时候，他刚刚完成一个材料的写作，中午还有一个会议，一个午餐会等着他，对话在这个短暂的时间之内进行，期间有数十个重要和不重要的电话打进来，总之是一付日理好几万机的忙碌。另一次是2月第三天的晚上，在我家书窝进行。
作为文化学者和文化官员，尹昌龙是谈深圳的文化生态或者人文生态的最佳人选之一。本篇对话的标题，来自对话过程中的一句调侃，这在文中还会涉及。这句话有个“典故”：尹昌龙的博士导师谢冕去年年底来深圳讲学，有感于每天的见闻，谢冕先生高兴地说，深圳每天都在过文化的狂欢节。我们应该接受来自京城知名学者的善意，但是，假如没有用哪怕是调侃来对这句话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许就会显得既不谦虚，也不清醒。
作为对话的整理者，我对不能把表情和声音整理出来， 难免有些耿耿于怀，这些跟语言最为接近的氛围，对所有的话语都给出了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位系统。这使我意识到，在阅读的过程中，实际上非常需要我们的主动补充，在想象中发出听不见的笑声。题外话，就此打住。 一个博士的坐台生涯
——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就从文化人在深圳的生存状态开始讲起吧。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前一阵子我认识了一个博士，他是学伦理学的博士，他本人的关系在人事局，但是，上面把他安排到人才大市场去收表格，相当于站柜台。他在那里收了五、六年的表格。他说，我一定要写一本书，就叫《坐台记》。
——或者叫《一个博士的南方坐台生涯》，比较好卖。
——他说，我就一直很不服气。要理想我也有啊，书也出了好几本，学术成果也不少，我也不笨，各方面我自认为都还不错，为什么我要一直在这里坐台？中央电视台来拍特区建设二十年，还拍到他，他正忙于接收表格。
——也算是上了回央视。
——他老家来人，他是湖北人，看见他在那里坐台，那么忙碌，说，你这样真好，我一定要像你一样，令他苦笑不得。有一阵他精神恍惚，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次人才大市场发生火灾，人都纷纷往外面跑，他说我就不跑，烧死拉倒。后来也想干脆到香港去再读博士或者是做学问。他有句话——人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身体不受伤害，灵魂不受纷扰。
——在他那样的坐台现场，说身体不受纷扰，灵魂不受伤害，更准确一些吧。
——这类似于说，祝你精神健康，身体愉快。他说我也不是要一个什么官位，但是，好歹我是一个博士啊，应该有一个更适合的位置吧。
——也许领导的考虑是，适合伦理学博士的位置这里没有，但是，作为一般性的工作人员，位置倒是有的。过去我们有同学来深圳谋职。人家就说，学哲学就已经错了，你还学到博士，错得更加离谱了。我觉得领导为难也有道理，在一个专业不对口的单位，你说不安排一下吧，人家会说你不尊重人才，你说安排一下吧，也没有多余的位置啊。我想他的领导在用他时，起码还是大胆的嘛。
——听了他这个经历，我不禁有同类相求、兔死狐悲之感。因为我们都是学人文学科这个门类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学人文学科的这些人在深圳应该怎样生存。人文学科的技术性不强，比如哲学、文学、伦理学、历史学等等，跟经济学、社会学都不一样，我们的空间在哪里？
——当然，这个博士的“遭遇”，是个案呢，还是有某种普遍性，也还不清楚。不过，这样想问题就比较到位了。不同的人差得很多吗？有些人真的那么行吗？关键看你在什么地方吧，或者在什么位置上。像这个博士似乎就是所谓虎落平阳，所在非地，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庇护所”
——余秋雨在讲深圳文化时，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文化和文人要有“庇护所”。他举过一个例子，想莫言这样的人在北京可以生存，在北京之外则比较难。北京有各种各样的部门，权力纵横交错，有宽广的空间，足以庇护一个人，容纳一个人，或者隐藏一个人。比如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换一个地方也许出来都很难。这倒也说明北京权力空间的某种特殊性。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权力多了，反倒可能相互制约乃至相互抵消，使权力表现出某种偶然性甚至是一个小小的真空。过去我们也听出过嘛，由于某个老干部的关照，事情可以特别处理。起码是这样的机会多一些。不过，除了权力空间，还有别的空间。舞台大，单位多，养活自己的地方也多。北京有多少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啊。
——有些地方情况就不是这样。空间小，感到容身的不容易。最后就只好走掉了。现在深圳的博士很多，大部分是技术型的人才，有些学的虽然是文科，但是也是技术型人才，像财经、法学、新闻等等。这些人比较好办，他们可以到需要技术型人才的单位去。但是，人文学科的那些人怎么办？
——“庇护所”这个概念倒是蛮准确，它表明文人——我们姑且把人文学者叫文人吧——在社会生活方面是一个弱者，需要人来保护。而技术型的人才，对他们来说，需要的就不是一个庇护所了，因为看起来他们是生产力嘛。
——技术型人才很快就转化成为职业技术阶层了。但人文型的人才是需要“庇护所”的。本雅明说过嘛，知识分子是什么？他们是社会中游手好闲的怪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寄生阶层，不是靠自己的双手，不是靠自己的体力劳动来生活，需要人来养活。那么谁来养他呢？过去在中国一直有一个“养士”的传统。现在有些企业也养博士，不过博士在他们哪里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们追求的是另外一些价值，比如说品牌，或者说可以给自己增加一点无形资产，可以拿出来“威”一下。过去陈冲有篇小说，《小厂来了个大学生》，也说到这个事。一次在市里开博士会，有个博士就说，我学的是生化，但是单位让我搞推销，我对推销一点都不懂，也没有兴趣，能不能不做这个？博士站台，硕士打字并不少见。这种人才浪费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当时的市长李子彬用机智把这个问题化解掉了，不过还是留下一些思考。他说，我在清华学的是水利，现在当市长，但是清华没有市长学啊。那怎么办？谁也没有学过市长学，那谁来当市长？当然，李子彬说的一个方面。最终还是一个空间到底有多大、出路在哪里的问题。
——说到养士，在西方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传统，养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我们知道不少文学家、艺术家、学者、知识分子，历史上是有人来养的。或者是一个贵夫人，或者是某个亲王之类的人。其中，贵夫人的沙龙对西方文化的贡献格外大。西方的人文文化也许可以说是她们养出来的。比如你的书柜上的这本书《理念人》就讲到这段历史。这本书说的实际上是文人的空间在哪里，庇护所在哪里，发生了哪些变化。最早的文人是在贵族的沙龙里活动，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后来转到咖啡馆，买门票就行了。再后来有了大学，文人的出路更加广阔，及至现代的媒体、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等等出现，文人的生存状态完全改变。到了后来，应该说庇护的意味很少了，因为文人也进入到生产者的行列中去了。但是，文人进到生产行列，他们的文人性不免会打一些折扣。人文和文人是要庇护所的，他们是要被养的。据说西方有些大企业就养人啊。这些人没有任何明确的任务，他们唯一要做的事情是思考，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专门养一批人来思考。
——我观察了一下，一般的出路是两种，或者是成为技术型的人才，到企业苦练杀敌本领，成为技术能手；或者就是到机关来做一颗螺丝钉。到了机关一般就做不了研究了，只能写一些材料，做点管理工作。当然，也许还有一种是做花瓶，开始有些做花瓶的价值，一直做花瓶，做到最后也很难再当下去，就走人。 深圳需要人文空间
——为什么空间这么小呢？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不过首先，你认为深圳真的需要人文空间吗？
——我认为深圳当然需要。或者说比其他的城市更需要人文的东西。去年年底，我们召开了一个台北、香港、上海、深圳四城市的文化交流研讨会。台北的代表说，现在哪里都在要文化。原来台北也说自己没有文化。南方朔就说，过去看见台北的妇女，脸上的肉都是横的。现在好一些，虽然肉可能还是横的，但是脸上有了文化的气息。所以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横了。
——这些城市都在要文化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有某种身份认同的焦虑。这可能是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大家都开始有一很强的身份意识，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并且在别人的眼里是什么人。
——是。现在大家都喜欢说白领，我们白领如何，我们的东西是给白领看的，语气中明显有点优越的味道。这也是身份意识。
——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东西在活。我看过一个报道，一个人偷窃被抓住了。问他为什么偷窃，他说是因为受不了老婆的唠叨。他的邻居买了车，每天很夸张地出出进进，老婆很受不了，就责骂他没有本事。
——北京的很多人买车，也是因为邻居买了。他不容忍别人有自己没有。这是一个面子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身份问题。你如果没有车，就自动被划定在另一个阶层了。车成了某种身份的最直接的证明。过去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就是为了挣一个身份嘛。
——这里，一个人买车不是完全的物质消费行为，而是一个文化行为。因为他们要在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身份。文化成为身份的定位系统。你看现在骂人，不会骂你这个穷鬼，而是骂没有文化。骂一个没有文化，他就很受不了。
——这个文化实际上指的是教养之类的意识吧。这也是由身份带来的。实际上相当于“穷鬼”的委婉表达，因为过去很穷，或者刚刚摆脱穷困，所以没有教养。
——对身份意识的强烈要求，带来很多夸张性的表达。比如，有的地方，可以花费巨资来建一个文化广场。
——夸张也是一个值得说一下的话题。前些天，我到华强北路，那里商店的门口一家比一家热闹。谁也不愿意在声音上北隔壁的淹没。有一个什么刚刚开业或者是开工，敲锣打鼓更是嘈杂。不光是声音的。还有色彩的嘈杂。做生意的很喜欢彩旗飘飘。像书城的台阶居然也不放过，要搞一些花花绿绿的广告在那里，显得很不安静。
——这使城市失去了细节，失去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居的东西。记得最后一位皇帝说，别人的北京很大，我的北京很小。每个人的城市都很小，我们需要小的东西。比如在家里，小的装修使我们感到舒适。不过，不少人家的装修其实就是夸张，一进去就觉得闹。我到上海淮海路，发现那里的酒吧做得很好，那一带很安静。至少，大上海的这一带使自己小起来了。
——你过刚才说深圳更需要文化……
——因为市场经济在这里发展得比较早，也就更早地遭遇到一些问题。有一次，我在车上听电台的节目，就是晚上11点左右的谈话节目，在西方这应该算是心理节目。有个女性的听众在节目里说，我现在一个在房间里，没有开灯，我很孤独，很难受，我什么都不想，只想跟你说说。半夜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使我感到很难受。这个听众说她什么都不缺，但是，她就是不安。她的灵魂没有找到归属。我们这个城市有很多人的灵魂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属。博尔赫斯有句话：让岁月的流逝使我们心安。但是，岁月在流逝，而很多人心不安，他们的灵魂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安置的空间，悬挂在空中，感到难受。这个状况说明需要很多人来做灵魂的工作。
——过去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作家早就不是这回事，既没有人敢这样对作家提出要求，也没有哪个作家这样对自己提出要求。文学研究不再承担灵魂的工作。宗教其实是做这个工作的。但是，我们的宗教传统恐怕是研究断裂了。要以宗教来维系灵魂的工作不容易。心理学将来是一个出路吧。
——是啊。有天我遇见一个朋友，他说他现在正在读心理学博士。他的理想是将来在深圳开一家心理诊所，到时候一定会人满为患，一定会有很多人来做心理咨询。
——好像不少人有这种前瞻性。
——理论上讲，很有道理。前几年有一个统计数据，发布在《光明日报》上的，深圳的精神病发病率是全国最高的地区之一。最近情况怎么样不大清楚，不过不会很快就改变吧。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精神问题的存在，哪些搞人文研究、搞价值工作的人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对他们提出了责任，既然你生活在这个城市，就应该为这个城市做一些事情。
——如果要讲到深圳人的精神状况，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少吧。
——海外有很多学者非常关注深圳，他们不少人来这里做社会学研究，出了很多专著。比如外来劳工的问题，比如本地居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活，再比如女工的生存状况。有个学者为了研究女工，她就住在题目的宿舍里。她发现有些女工到半夜就发出尖叫，像是梦魇似的尖叫。她认为从尖叫中可以发现这些女工存在着身份的焦虑。跟他们比较起来，深圳本地学者倒没有人做这个工作。当然，深圳本地的学者其实早就注意到，这个城市的一个长处就是可以供学术研究的资源非常丰富，不是文本而是素材非常多。可以找到很多典型的案例。 文化的较量与欲望的生活
——有人就说这里没有文化，也指这个方面。
——文化看你怎么讲。如果要说饮食文化，深圳比哪里都发达。什么四川菜、潮州菜、江西菜、北方菜，什么都有，食客人山人海。
——所以上次你的导师谢教授说，深圳每天都在过着文化的狂欢节，其实应该说是每天都在过饮食文化的狂欢节。
——旅游文化也很发达。但是，为什么人家还是老在说你没有文化？记得过去有人讲广东“文化北伐”的问题，陈平原虽然对广东有很深的感情，但是，他还说，“文化北伐”的心愿是好的，争取文化的权利嘛。但是，如果学术文化不发达，你拿什么北伐？没有学术文化，文化当中就缺少自我反省的思想的分量。
——刚刚改革开放的那一阵子，倒是有过“口号北伐”的情况。开风气之先的东西也是可以北伐的。
——这跟过去梁启超他们的北伐不一样。他们是思想的北伐。口号的北伐，伐而不远。现在思想的分量还是在内地。比如，在长期的较量中，香港的文化站不到太多的优势。就是流行歌曲，也是内地的更有文化的内涵。实际上我们对台北和香港的流行歌曲的选择也是这样，我们对台北的更喜欢一些，因为它有文化的意味。
——不过，内地的歌曲现在只是取得了一种均衡吧。不像过去是港台的东西一枝独秀。内地毕竟人多，人才也多，局面完全被别人控制是不行的。还有些东西，比如摇滚，在香港似乎没有吧。这些流行音乐在那里没有市场，所以没有人做。
——从长远的较量来看，最终还是要文化。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就是韦伯讲的，还在一个世俗化的阶段。世俗化带来大量的物质的、欲望的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稍微停留一下。西方的世俗化有它特定的含义。实际上它说的神性文化的世俗化转型。我们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世俗化。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失范。宗教的伦理规范都成功地转化成为新的伦理规范。这与我们的情况很不相同。不是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嘛，旧的已去，新的未来。
——我们这里的世俗化是政治神学的世俗化，一种准宗教的世俗化，比如当时不讲男女，文化层面上的男女区别被抹平了。在世俗化的过程中，欲望的东西急于合法化。欲望为自己立法，快乐就是一切。跟欲望连在一起的文化都很发达。我有时看见有些老板白天拼命找钱，晚上拼命“CALL女”，累得贼死，我就想起弗洛伊德的快乐本能与死亡，这两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在死亡的边缘上，快乐比较强烈？或者说，最强烈的快乐跟死亡为邻？就像吸毒。
——像刀锋上的舞蹈。
——冒险也是如此吧。命悬一线，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成功呢？快感大概也会格外的强烈。心理学应该对此有解释。
——深圳人的身体状况在全国是比较差的。有一个统计说，深圳有百分之十的人没有生殖能力，主要来自男性。男性失去生殖能力跟他们的夜生活过度有关。夜生活主要是一个欲望的生活。他不是在家里看书，做研究，没有听说知识分子做研究做得生不出孩子的。主要的通宵打麻将，泡歌舞厅，还有桑拿，据说桑拿对男性的生殖能力是一种摧残。当然还有不洁性交。
——这里有一个所谓“恶的循环”，身体越不行，越要证明一下我还是可以的，越是这样证明，身体就越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