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我们聊得很晚，学校里多数学生都睡了，我正准备回去，她突然问我“你知道红卫兵吗?”我说：“好像听说过。”她说：正好，那你就跟我们来吧。我记得好像是到了一个办公室，里面已有不少人，男生女生都有，个个都很严肃，窗户已经用什么东西遮住了。是一个男学生主持会议，会议内容就是成立地院附中红卫兵。誓词已挂在墙上，领誓的就是王白沙。她神情凝重，严肃而又虔诚，她举着右臂，一句句念着誓词，声音不大，但语气坚定，铿锵有力。我们则一句一句跟着她念。誓词的全文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第一句是：“我们是红色政权的卫兵。”宣誓后她首先报出自己的名字——“宣誓人王白沙”。接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小声地报出自己的姓名，颇有地下工作者的样子。（就其程序来看倒和后来我入党时情景有些相似，我没有入过团，不知入团是不是也这样。）从这时起我觉得在这场文化革命的战斗中，我和她已成为战友了。尽管多年后，觉得我们实在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参加了一场不知是为了谁在打，和谁在打，而又打了谁，谁又打了我的错误战争。但在当时我还是充满激情，兴奋无比的。

红卫兵——现在文学作品中好像凡是出身好的年轻人，戴上个红箍就是了。其实最早的红卫兵绝对是非法的，而且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它不是经党组织批准和领导下的群众组织。那时的红卫兵没有固定的宗旨，更没有什么标志，而是根据学校的某些问题，看法一致或相似的一个群体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众组织。对待出身的要求，不同红卫兵组织也并不一样。因此会有这种情况，一个学校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红卫兵组织，但又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存在。到红卫兵完全合法后，同一所学校一下涌现出两个甚至更多的红卫兵组织，观点不同甚至完全相左，这就是文革中最早的所谓派性。

其实红卫兵成立后王白沙在附中也没干什么，基本上也没参加学校的文革运动，多数时间她是和地质学院的大学生们在一起，参加了大学的运动，和同处秘密状态（虽然时间更短）下的地院东方红（秘密成立于当年的7月份）频繁接触，我所记得的就是给学院工作队贴大字报等，更深层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多年后想起文革初期的那段岁月，我和王白沙因基本未参加附中的文革运动而少了附中的许多是是非非，但却因过深地卷入了大学的文革运动而给我和王白沙埋下了祸根。

文革开始两个多月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处在秘密状态下的红卫兵，突然间变成了英雄，因为红卫兵得到了领袖的肯定了。8月8日地质学院东方红正式公开了自己的组织，主要领导人朱成昭、张华府、田春林、梅建民等（网上《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忘却的名字》错写为梅建明）。（我的好友李晓奇建议我文中交代一下朱成昭，要想讲清楚，那实在是太难了。我只能作如下的简介：朱成昭，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发起人和灵魂人物，是文革中大名鼎鼎的“首都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的司令，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是他的副手。他因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早结束了一个单位的派性，而使整个单位免受派性斗争之苦的人而名噪一时，他是那个时代青年中最早开始觉悟而走上反叛中央文革道路的人，结局当然相当的惨。感兴趣的人可以在网上看一下我前边提到的那篇文章。）那段时间，全国老少男女几乎人人都戴上了红胳膊箍，可我也敏感地意识到：此时的红卫兵已绝非彼时的红卫兵了，所担当的角色和要执行的任务也大相径庭了。这时的红卫兵主要的任务——这里我主要指中学的，他们走出学校，开始造反了——破四旧，抄家等等。我对这种打人抄家的事是很反感的，王白沙对此更是深恶痛绝，多次告诉我不要参加此类伤天害理的事情。那时王白沙身穿一身女军装，腰束一条军用皮带，英姿飒爽。我曾目睹了一次地质学院两派为争夺学院广播室而发生的冲突，王白沙当时站在最高处，发表着慷慨激昂而又激动人心的演说，她的演讲极富鼓动性，很像一个指挥战役的女指挥官,威风凛凛,叱咤风云。我则因无事可做感到苦闷，找到王白沙，我想她是最红最红的五类，问问她，总会给我出出主意的。她劝我说，她是地院东方红的核心成员，已经无路可退了。而我虽已加入了东方红，但涉入并不深，千万不要过于激进。她还告诉我，现在地院的两派都有中央领导在支持，让我一定多加小心。她说：你要实在觉得没意思，就先到外地转一转；我在北京再观察一下，如果外地不错而学校运动不顺利的话，我就多约几个人一起到外地去，这次就算你先探个路吧；如果东方红胜利了，你就回来；回来之前，一定要给我家打电话（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她家的电话号码:556573），这样我就约了几个人一起去了西安。半个月后手里带的那点钱快花光了，我决定先回北京，回北京前我也没给她打电话，因为那时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打长途电话。但当时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回去后可以告诉她，外地还是可以的，有必要的话可以组织一些人到外地去。也就是说，她交给我的任务我已完成了。

回北京后，学校还是乱哄哄的，只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包括附中在内，地质学院已经是东方一片红了，所有派系都归依了东方红。而我和王白沙等最早加入东方红的几个附中学生，突然变成左派了。但我对附中的文革并不感兴趣，因为我自己深知：我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因此我不会去争什么红卫兵的领导，自觉也没那个资格。且当时王白沙已经以东方红附中支队负责人的身份，成了地院东方红的核心成员了。她和当时的负责人朱成昭、田春林、张华府、程希平、梅建民等来往密切，我自然也就跟他们有了来往。来往时间长了，我慢慢体会到，我们之间的来往其实和学校的运动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一种个人之间的往来，觉得有些乏味。我把这种感觉和王白沙讲了，她说她也有同感。于是她就约了几个外校和本校她的同学或朋友，连同我一起去了广州。

一路上看上去她好像很高兴，总是带头唱歌，其实在我看来她歌唱得并不算很好，但绝不跑调（因为她以前唱歌我曾笑她跑调，自那后她特别注意）。后我们在武汉换车，乘的是闷罐货车，由于车里就我们七八个人，她一高兴又跳起新疆舞来，她跳得很投入，脖子还真能像舞蹈演员那样水平地左右摆动，不仅形似，尤其神似，我们当时都说她科班学过，但她却决口否认。昨天我在一个北京101中学的班级博客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里边介绍了他们在初中时曾排过一个大型节目，总导演便是王白沙，且参加那个节目的多数学生，过后多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所以现在我仍怀疑她是受过训练的，不然她怎么会跳的那么好呢。（我提到的博客是新浪网“北京101中学64届初三（3）班”的博客。感兴趣王白沙样子的人可以去那个博客的相册里找“老照片”，里面有一张王白沙初中时的一寸照片。我手里的王白沙照片在文革中全部被抄走没收了，这是我一直非常痛心的事情。）

在广州我们游览了许多的地方，每天要到哪儿去都由她来定。参观广州烈士陵园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她是最仔细的一个，到后来我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因，那是后话了。在广州我们待了很长时间，那段时间，由于前去的多是她的同学和朋友，我和她很少交谈。那次我自做聪明地以为又发现了她性格的另一面：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在广州我们住在一个学校的大食堂里，前去串联的红卫兵们来自全国各地，打着地铺，中间隔开，男女分住，总有上百人吧。期间她两次丢钱——虽然又找到了；她带了一个德国产的“莱卡”相机，那时简直可以说是顶级奢侈品了。一天我们出去玩儿，她竟忘了带了，问她放到哪儿了，她说忘了。晚上回来一看，相机就扔在地铺上。好在那时政治上虽很乱，但社会治安却还不错。那次和她一起出去，总的感觉她是一个多才多艺，性格豪爽的人。但后来（那是很久以后了）我慢慢地悟出她豪爽的背后是在掩饰着什么，其实她内心是很苦的。具体说她那次又说又唱又跳是在掩饰她的泪水，丢三落四是她战栗的心的外在表现——因为那时《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人们纷纷猜测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多数人已经明白：矛头直指刘少奇。作为王光美侄女的她，刘少奇的前景不妙，对她意味着什么，那么聪明的她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一个生活在前途未卜，充满未知甚至是凶险的世界上的人，该是怎样的憋闷、痛苦甚至恐惧呀！ 何况她还是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孩子呀！